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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

《彭城晚报》:碳精画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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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城晚报(记者 胡学高
  
  在照相技术尚未传入我国前,人们要留影,只好靠画像。
  
  画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了,我们现在能够见到一些历史人物的肖像,都是由当时的绘画家采用圆转流畅的线条记录下来的,因此才有可能让后人看到他们的尊容。
  
  以线条造像是我国传统的绘画手法,相传在战国时期已形成,但这种画法缺乏立体感,不那么逼真,所以只能称“肖像”。“肖像”原本就是类似、近似的意思,这种解释可见《淮南子·汜论》。
  
  “画像”它包括写真、素描、国画、油画、水彩等等造像艺术。绘画艺术是永远常青的,是有无限生命力的,但本文不想涉及艺术之作的画像,在这里着重讲的是用碳精画人头像的老行当。
  
  碳精亦称石墨,它是碳元素的同素异形体,为铁黑色至钢灰色,其条痕呈光亮黑色,可作涂料,也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利用碳精画人像,在我市出现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生意红火于五十年代前后。因为这期间照相行业中的放大技术还不够先进,尤其是对老照片的修补、改换技术那时还无法解决。有鉴于此,社会上一些人士,如若想将往日满意的留影放大悬挂于室,或若为了缅怀故去的先辈想放大先人遗像,再如果有的人士想将老像片上原有的装束、打扮作某些改动等等,就不得不委托碳精画像社来完成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市最早挂牌招揽碳精画像业务的画师,叫胡启周,这家画社开设于火车站附近,是租用同兴客栈的一间门面房营业的,后因“七七事变”而关闭。在四十年代又有另一位姓胡的画师,叫胡守恩,在少华街开设了杏坛画像社,于徐州解放前夕停业。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徐州从事碳精画像者,应首推周习君先生。他原名叫周太传,系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他的画像社开设于大马路西首路北(现建行办公大楼东侧)。周习君技艺精湛,笃守信用,又很敬业,因此有一定名气,委托他画像者络绎不绝。直到解放后对私改造、公私合营,周习君画像社归属徐州市服务公司,这个店名亦然沿用着。
  
  上述列举的徐州不同时期的画像社,绝非仅此几家,在同一个时期里,尚有若干个小型的摊点式的画像点,限于篇幅,亦缺乏详尽资料,所以只好省略了。
  
  我们经常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做什么生意挂什么幌子。那么碳精画像社是如何招揽业务的呢?它们是从不花用广告费的,不论大小画像社,都是把自己的得意大作挂在画像社的里里外外。不过,不同时期选用的样板画像各有不同。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选挂的画像,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电影明星,如韩兰根、殷秀芩是广为选用的,前者很瘦,后者特胖,是那时群众公认的滑稽明星,除他俩之外,就是赵丹、白云、梅熹、顾也鲁,女明星则是陈云裳、陈燕燕、周旋、王丹凤、上官云珠等。到了徐州解放后,各画像社作为示范的“样板”,多选用全国劳模和地方劳模的肖像了,如全国劳模王铁人、时传祥,徐州劳模王景全(煤矿劳模)、王金才(食品公司养猪状元)、掌家忠(机械革新能手)等等。除此之外,各个画像社不约而同地多选用国画大师齐白齐的画像,这可能因他是一位美髯公,能把他的胡须画得栩栩飘逸,不用明讲,也可看出其画技不凡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搞碳精画像需备全哪些画具呢?除了碳精(即石墨)涂料外,要备有:立式可调距的放大镜,有经纬刻度的九宫格透明板(因九九八十一个格,谓之九宫格),再就是若干枝小头毛笔。画碳精像的毛笔,只保留笔尖部位松软,而笔头根部多涂上明胶,使笔头不致松散。除此之外还需配备橡皮、铅笔、小刀、手钳夹子等小用具。
  
  有了画像用具,即可动手画像了。在具体操作时,首先要依据顾客要求的尺寸,裁取像纸。咱徐州各画像社都习惯用加厚图画纸,要将画纸铺平,固定在画板上,紧接着将样本照片用九宫格卡牢;依据九宫格标的“格位”,在画像纸上用细铅笔轻轻打上相同的格子,当然画纸上的格子要大于九宫格上的格子,不然怎么能放大老照片尺寸?这样定格,实际上就把老照片画面分解成若干个方块了。比如说:老相片上人的鼻子是落在经18、纬22格内,画师以此比照着在像纸上也找出同样坐标的格子里用画笔涂上鼻子,这样就易于准确画出原貌,不致失真。
  
  用细细的画笔蘸碳精一笔笔地画、一点一点地涂,真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细工活,急躁不得,绝对要一丝不苟、按部就班。若老照片上某个部位不清晰,这时就须借助放大镜解困了。对于人像中的毛发绘制方法,多是采取先把毛发部位涂上碳精,再用削尖了的橡皮(或用小夹子钳住小橡皮粒)擦理出毛发的纹理和走向,这样一根根毛发自然显露出了,看上去十分逼真。之所以碳精画像又叫“擦像”,可能因为有此操作方法而得出这一叫法吧。画一幅碳精人头像,快手也需一天功夫,若是需要对老照片作某些调整,比如换发型、换领口、换服饰等,那花用的时间还要再长些。
  
  本文上面已提及,社会上对碳精画像的需求有其特定历史,是因为当时摄影、扩像、翻拍技术尚有局限。据说那时画一张人像的费用低于摆弄“洋机器”翻拍放大的人物像。这在人们收入不高、生活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很自然倾向省钱了。如今各个照像馆都有一系列先进设备,翻拍放大、改头换面,数码技术统统解决了。有了先进的技术,往日的画像社自然就消失了。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优胜劣汰,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也不能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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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云南新闻网:近现代云南美术教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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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闻网(记者 李翠芳
  
  云南,地处边疆,文化和社会经济在原本落后的国家中更为滞后。
  
  20世纪初,西方绘画体系开始引进云南。云南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在课堂里以铅笔、钢笔作画的“图画课”也出现了,这可以算做是“素描”的雏形吧。根据有关研究史料,最早在云南开展西洋式美术教学的是董一道。
  
  董一道,号贯之,玉溪县人,任教云南省府中学堂,图画一门由他开始,他教学生用铅笔绘画,自己长于钢笔画,绘有《古滇土人图志》一册,纯以钢笔画成,笔法纤细,见者兴叹。他用水粉彩绘布景,使云南的照相馆开始应用布景营业。
  
  这个时期较为流行的画法是“炭精画”,主要临摹照相放大。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又兴起了“丹配拉”画像,就是以油漆作为绘画材料(那时油画颜料的现成品还未在市面上出现)来描绘临摹相片,应该说,色彩和神态的逼真感,比较炭精(黑白画)来说,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肖像绘画的最初形态,主要代表当推李鸣鹤,而开设于昆明市区华山南路的“鸣鹤画店”和“生生广告社”是著名的西洋式画像铺。李鸣鹤技艺出众,专为达官贵人造像,很受欢迎,同时,也影响了不少云南后来的杰出画家,廖新学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李鸣鹤的局限在于只会临摹图片,很少进行写生和创作。
  
  因此,西方美术体系在云南的最早引入并进行全面推广的应当是留学日本归来的李廷英。
  
  1
  
  李廷英,号子俊,原籍晋宁。1910年自费赴日本留学,首先在东京志成学校(大学预备补习学校)学习。于民国二年(1913年)9月15日以选科生考入日本最高艺术学府——东京高等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制五年,受教于黑田青辉等日本近代著名美术学家。大正四年(1915年),东京上野举办“大正博览会”,李廷英即有作品被选入参展。1918年3月,李廷英以油画《春》为毕业作品(《东京艺术大学历届学生作品集》中收录),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东京美术学校的学习。李廷英于1918年4月携妻川田芳子回到阔别八年的故土。
  
  许敦谷,台湾太南人。1913年东渡日本求学,先入东京绘画研究所学习,1916年考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研习油画。1920年许敦谷在日本学成回国后曾在上海、南京、武昌等地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携家辗转至昆明,同年在粤秀中学任校长,该校校址设在两广同乡会昆明会馆中,任职至1953年。1953年昆明师范学院成立艺术科,许敦谷调任美术教师,1959年云南艺术学院成立,转至国画专业任教。李长元,云南昆明人,1915年9月21日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选科,1918年5月31日因为学费滞纳被除名,1919年1月21日获学校准许复学,1920年3月毕业,1921年归家乡。从东京美术学校学成回国的云南籍学生还有史秉彝等。1916年,李廷英、许敦谷、陈抱一等人组织了中华美术协会,这是留日中国学生较早成立的美术团体。他们一度热衷于超现实主义绘画,反映了留日青年画家对现代艺术的大胆吸收和创新追求。会员们定期集中,开展美术研究,还举办过几次展览。
  
  2
  
  李廷英于1918年5月受聘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任“西洋画理论”的教师。1919年3月又被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聘为图画教员。李廷英同时在好几个学
  
  李廷英春布面油画1918年校任教,并开办了“金碧美术馆”。他将在日本所学的规范、扎实、系统的现代学院派美术思想、技法及美术教育理论和方法带回了云南。他在多年的教学中,推广了油画、水彩、木炭和色粉画的应用,教学生室内静物写生和室外风景写生。这是西方美术教学体系在云南的最初萌芽。
  
  新式学堂以师范类的图画手工为特色,留洋学生也开始逐渐接触西方正规的美术教育。新式学堂和留洋学生,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两种起点,已经逐渐呈现合流之势,并形成多种教育体制兼容并蓄的美术格局。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初始过程,我们能够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形态,一种是“图画”类的临画法,而另一类则是“美术”类的写生法。前者是以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为背景的技术型教育,而后者是以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背景的文化型教育;前者是以格致和实用为主干,后者则是以科学和审美为核心。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美术”一词被引进之后,西方美术已经作为包含了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的新文化内容。作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起步,其中的洋画教育经历了“临画法”向“写生法”的演变。而“写生法”教育——从画帖临摹到实物写生,从石膏写生到人体写生,从室内写生到外景写生,层层深入,步步推进,西方美术通过美术教育的中介,逐渐形成了以“写生法”为洋画教育的主要形态,并得以实现从以西补中的技术因素和中西融合的文化因素的多渠道交流的可能。
  
  李廷英与志趣相投的留美毕业生、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陶鸿焘,东陆大学校长、教育司司长、留美毕业生董泽等人商议,共同筹办美术学校,校址设在昆明市华山东路大德山巷。
  
  1924年3月考试,4月正式招收绘画科学生22名,8月录取了工艺科学生20名,学制均为三年。由李廷英担任省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
  
  这是云南首次全面引进西方的艺术教育体系,正式招收了专业的美术学生,学校的办学机制以日本的模式来进行,艺专开设美术和音乐两门主修专业,在主修专业的基础上,兼修其他。素描、水彩、油画、雕塑、中国画、书法以及工艺美术、图案课等,都是当时的主要课程,应当说,已经较为全面的展开了美术专业教学的所有内涵。前后在艺专任过课的教师有江心田、李实卿、周生甫和黄公敌等,还有日籍的教师吉川保正和川田芳子。
  
  省立艺校办学历时6年,1930年,由于李廷英先生病逝以后学校无人管理,最终只有停办。吉川保正和川田芳子分别于1929年和1930年返回日本。其后,李实卿继续在昆明民众教育馆(亦称文庙)内设美术研究会,其间还举办过“李实卿个人画展”等活动,直到抗战才停止。周生甫等则一直在中小学任教。省立艺校办学期间共招收过三届学生,对于推动云南美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基础作用。
  
  3
  
  在现代云南美术教育发展史上,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岁月,这就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曾迁移至云南晋宁县安江村办学。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的著名大学几乎绝大部分都转移到了大西南。昆明有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国立艺专,这是一次北方中原及沿海文化的大迁徙,闻一多、沈从文、傅雷、丽尼、腾固、钱钟书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作家和专家,通过举办讲座以及多种学术活动,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文化、现代的人文文化、民主思想以及科技和艺术……,使云南的文化发展提前了30年,甚至半个世纪。
  
  安江村是相当僻静的农村,除了几座破旧的庙宇外,很少有瓦房、楼房。在这个偏远的农村小镇,空气清新,闲置的古庙、古寺等都用来做临时的校舍和教室。学校进村后,学生宿舍和教室就安置在两个庙宇里,它们的间距有几里路。从宿舍到教室要穿过一大片耕田和迂回曲折的田埂。老师们的宿舍,分散在村里几个有瓦房的“富户”家,所谓“富户”是比较而言,实际是屋有瓦覆的穷家。艺专的5个系分别在5个地方上课。小镇上云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如潘天寿、方干民、常书鸿、关良等,后期老校长林风眠也来到安江村。当时的学生中还有后来中国美术教育界的一代宗师董希文、朱德群、周培初、吴冠中等。安江村的学校教室,西洋画系都集中在一起。新制一年级在庙宇前边的弥勒殿上,当时由秦宣夫教授执教。后边的大殿,是旧制高一、高二班的教室,由方干民教授执教。旧制高三(毕业班)的教室,由常书鸿教授任教。因为授课相互邻近,低班的同学可以有观摩高年级同学习作的机会,当时如董希文、庄华岳、朱德群、吴冠中等,都在左边小屋和大殿上课。那时,他们喜欢用点彩的手法,在作画中迅速的去捕捉村里的各种景物。笔触与颜色,单纯、抽象,富有激情和表现力。
  
  当时的学习条件很差,“点着风炉画李嫂的裸体”这样的话题直到今天还会挂在一些上了年岁的村里老人的嘴边。
  
  虽然国立艺专迁到云南的时间不长,仍坚持着每年的招生工作,有不少云南籍的学生(如刘傅辉等)考入了这所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他们在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和文化传统的学习与熏陶。
  
  国立艺专的教育贯彻的是蔡元培先生和林风眠先生倡导的“美育育人、中西融和”、“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立”的办学宗旨,强调广泛地吸收各国文化,明确规定学生的中国画、油画考试都必须及格才能过关。油画专业的大半教师都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基础课程包括素描、石膏、人体、色彩,所研究学习的艺术流派有古典主义的安格尔、印象派的马奈和莫奈,一直到后期印象派以及现代派的塞尚、凡高、马蒂斯、毕加索都有涉及,包含了美学思想的分析和不同风格流派的形式练习。在教学中除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外,还要求所有的学生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绝不崇拜权威,尊重个性风格”,这种自由创造的艺术理念给刘傅辉等云南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国立艺专求学,是奠定云南学生们艺术生命的重要阶段。他们不仅学会了油画的技法,最重要的是有了一批良师益友。当时的国立艺专的教师和学生交往甚深,经常举办各种人文、建筑、艺术议题的讲座,包括民主思想、近代科技的发展、各种流派风格及美学观点的研讨和争执,这些知识无疑给刘傅辉等人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方向提供了可选择的巨大空间。开放、自由的创作理念,严谨、科学的学术观念,认真求实的艺术态度,为他们以后的治学和艺术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0年,艺专回迁重庆,黄继龄、刘傅辉、唐冠芳、夏明等一批云南学生毕业留了下来,后来都到一些中学教书或从事美术工作,他们对云南现代美术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1941—1942年间,昆明已成为中国西南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中国美术教育的一代宗师徐悲鸿从国外取道缅甸回国,并经云南保山(曾于当地办了一个画展)、大理,到了昆明。“1942年春,徐先生在昆明武成路华山小学大礼堂举办抗日劳军画展,作品百余件。其中大幅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马》等,大幅油画有《徯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质量之高,冠绝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堵,轰动了南国边疆。”
  
  在中国的艰难岁月里,这些重要的艺术精英们为荒僻的云南撒下了艺术教育的宝贵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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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还有一批杰出的画家相继到法国去留学,如廖新学、刘文清、熊秉明、刘自鸣等。
  
  廖新学,昆明富民县人,最早接触美术是在李鸣鹤开办的“鸣鹤画店”做学徒期间,学习“炭精画”和“丹配拉”油漆画人像。出师后在护国街口开设画馆,名号为“新学美林”,专为顾客作放大相片和摹写漆画人像。后来,在与李廷英等艺专一些专业人士的交往之中,开始了写生习作的练习,并欣喜地发现了自己在绘画艺术中的才能。
  
  姚钟华在关于云南油画历史的概述中谈到:“廖新学难能可贵的是创作了不少以生活为题的大量作品,如《农民插秧》、《渔家生活》、《昆明大水灾》、《昆明火药库爆炸》等,并曾于1932年在民众教育馆展出。可惜这些作品一幅都没有留下了。不久前我在他的老家富民县农村见到的两幅老人肖像,据老人的孙辈说,头像是在画馆里照着写生完成的,而身子、椅子、凳子是后画的(我想也许是学徒画的)。人物形象画得非常严谨、生动,很具体。他的作品朴实、浑厚,油画作品色彩浓郁而不失明丽,深受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影响。从风格上看,它经历了从中国油画的早期形态到新印象派的历程。”
  
  1932年,廖新学考入中山大学艺术系求学,得到了徐悲鸿等著名画家的指点,为出国深造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求学岁月中,他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半工半读,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他的油画风格倾向单纯但注重色调,以追求中国的‘神’、‘韵’,以色彩的冷暖对比来表现光、影,部分作品选用了点彩的方法,显然是受了印象派绘画的影响。”
  
  1941年,廖新学荣获了“勒梅尔竞赛”二等奖,雕塑一、二等奖及鼓励奖等。1944年,廖新学毕业后在巴黎建立了个人工作室,继续研习绘画和雕塑,创作出大量作品,显示了较深的艺术造诣。1946年11月在巴黎举办了中国画个人画展。1946年,雕塑《掷铁饼者》荣获了法国艺术家展览会金质奖(即法国春季沙龙金奖)。
  
  廖新学1948年回国。后于1950年应聘担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
  
  廖新学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时常在休息日、节假日到草海、滇池写生创作。花卉和静物是廖新学擅长的表现题材,他常把表现的物体作满构图处理,作为绘画主体的静物花卉,造型和色彩饱满旺盛,色相饱和,反映了廖新学质朴的心态和追求民族绘画语言的风格定位。
  
  廖新学广泛吸取了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表现技法,特别是吸取了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修拉的点彩艺术精髓,并在其作品中作了大量的尝试。他的作品既融入了点彩派的技法,又在表现内容上融入了东方人的理念,使画面充满了鲜活的东方情调。“《初夏时节》表现了两个妇女在田间劳作的场景,构图舍弃了空间关系,不再强调远、中、近景的模式,色彩协调,斑斓跳动,冷暖颜色相互呼应,笔触自然流畅,显示出扎实的基本功和对景物寄托的情感。《夏日海埂》明显带有印象派画法的痕迹,构图严谨,色彩斑斓丰富,色相变化微妙,冷暖关系明确,调子统一,表现内容生动,在他的作品里仿佛可以嗅到昔日滇池水面上的海腥味,让人们回忆起孩子们或蹲或爬寻觅“花石头”的情景。永远难以忘怀的场景被廖新学用画笔定格在历史的瞬间。”
  
  刘文清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后任教于昆明云瑞中学,擅长油画、水彩、写意花鸟等。他于1948年赴法国求学,在巴黎大茅舍画院布拉耶先生画室学画。刘文清在法国学习了两年,回国后到甘肃兰州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授。在“文革”中受冲击得了精神病,在艺术上的发展也受到影响。逝于1980年。
  
  熊秉明于1947年到巴黎留学,先攻哲学后转向艺术,主修雕塑,还学油画,并兼涉文字和书法,学成后定居法国,长期在巴黎大学任教,是旅居法国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以后多次回到昆明,为促进云南与法国的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
  
  刘自鸣,自小因患胸膜炎而失聪,小学未毕业便失学在家,具有较好的绘画天赋。1946年秋,刘自鸣被破格录取到由徐悲鸿任校长、吴作人任教务主任的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受教于艾中信、叶浅予和蒋兆和等先生,有幸在中国一流的美术教学环境中学习了两年。1949年,刘自鸣到法国留学,在大茅舍画院布拉耶画室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考入了巴黎美术学院。刘自鸣在学习期间,全面了解了欧洲的油画传统,对于后印象派、巴黎画派、立体派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作于1953年的《冬天的早晨》在学校风景画竞赛中曾获名誉奖,并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
  
  1956年,她回到了祖国。带回的最可贵财富就是西方现代绘画中的一种“意境”。在这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刘自鸣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艺术之苑。一起同事数十年的姚钟华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她的风格是如此的清新、高雅、洗练,但她画得很慢,设色用笔总是深思熟虑,她的静物花卉,仿佛溢满了馨香的清气,那么自然、质朴、宁静、纯粹,一如她的心境。看着这些画,我常常想:只有一个心地纯洁、善良而又敏感、内向的女性,才能画出这样的画来。她的风景很注重意境,早年曾画过不少巴黎街头的风景画,近年来颇多粗豪、稚拙之意,她也画人物画,能寥寥数笔,画出生活情趣。她笔下的人物很少有大喜大怒的神态,多是含蓄、肃穆而自若。……她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一种东方式的,确切地说,一种中国文人画中常追求的静逸的诗意,但古人的画多冷逸萧瑟,她的画多清丽可爱。”
  
  刘自鸣作品的特点,一是“写意”,二是“简洁”。
  
  刘自鸣的作品多以人物、风景、静物为主,其人物肖像用色造型极为简明,从其作品中能看到西方现代主义大师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影响,她喜欢在黑白灰的色调中去推敲组织画面关系。在油画作品《白族妇人》中,画家以极其精到的线条勾勒出一个身着白族服饰的妇人半身侧面坐像,整幅画面所呈现出的是一种静谧、清雅的蓝灰色调,单纯的用色和线条,几乎是中国式的人物画法,可看出画家对线的运用极为喜爱。《怒江风景》中也能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与中国式“写意”的结合,房屋田地等都被几何化,并用浅灰色与其他山川、大地、树木的重灰色予以区分,在这种协调的灰色系中更多了一份中国“意象”。纸上油画《大海芋》的“写意”味道更为浓重一些,画面几乎没有西式的素描结构,淡灰色的短线条增添了背景的生动,植物的叶子用大笔画出,一气呵成,写满了中国水墨的韵味。
  
  在20世纪的前半叶,处在中国边疆的云南,开始引入欧洲绘画传统,尽管体现在创作或教学机制上的建设都还显得简单朴素,但是通过几次重要的变革和各种教育方式的建立和完善,已经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艺术的传统观念,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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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东阳日报》:用画像给名人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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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日报(记者 黄祥
  
  听说东方卢浮宫来了位擅长名人画像的画师张松柏,近日,记者特意上门拜访。
  
  初见张松柏,是在东方卢浮宫的一间画室里,他正盯着一幅名人画像沉思不语。现在已是初夏,天气有些闷热,汗水不断地从他额上渗出,可为了不让风吹乱画纸,画室的窗子依然紧闭着。“这就是张松柏先生,可以说是"粉墨画"的创始人。”一位工作人员小声地说,东方卢浮宫已经邀请他担任专职画师。
  
  突发奇想,画师钻研名人画像
  
  等张松柏空闲下来,记者便上前攀谈,得知他原籍四川乐山,今年已经63岁。
  
  “我15岁开始学习炭精画和广告摄影,从而踏上"艺术之旅",矢志不渝。”张松柏说,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摸索,他利用西画焦点透视原理和传统素描要求,对作品进行二度创作,并加以完善和创新,使作品逼真传神,惟妙惟肖,形成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的色调关系,加强了作品的写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这就是“粉墨画”,与传统炭精画有着本质区别。
  
  1999年,张松柏突发奇想:古有司马迁以文字作《史记》,今何不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为名人树碑立传。2003年,他带着100多幅“世界名人肖像粉墨画”到成都举办画展。“当时美术馆门前在修路,画展临时决定到公园举办,没想到"因祸得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观展,获得了空前成功。”张松柏笑着说,他希望通过画展,使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能丰富历史知识,陶冶情操,了解和学习名人精神。
  
  后来,张松柏又先后到广州、长春、深圳、山东曲阜举办画展,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聚会,画师与东阳结了缘
  
  虽然画展屡次获得成功,可是一路的艰辛却让张松柏难以言表。“我的作品注定没有大众市场。”张松柏说,多位画商,包括亲朋好友都曾建议他画人体素描,有人愿意高价收藏,并可签订长年高薪包销合同,都被他一口回绝。张松柏一心扑在了名人画像创作上,租住的地方不够大,他就把画卷起来画;光线不够亮,他就站在楼道口画……
  
  “作品不是没有市场,只是暂时没有找准市场。”张松柏说,“粉墨画”珍贵的保存价值和写实功能,受到了各博物馆、纪念馆的欢迎,特别是山东邹城的毛泽东像章陈列馆,一次性就收藏了他的30幅名人画像,并希望他把1955年授衔的所有将军都画起来,可以提供别墅、大型展厅等创作条件。然而,张松柏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他的“世界名人肖像”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又正值研发“粉墨绢画”和“宣纸粉墨画”的关键时期,只能选择放弃安稳的生活。而这一切,在张松柏遇到东方卢浮宫后有了变化。
  
  “与东方卢浮宫结缘,是在今年4月初上海的一次收藏家聚会上。”张松柏说,那天,他冒雨从上海赶到东阳,顾不上吃晚饭,直奔东方卢浮宫,可是才看了一小部分就惊呆了。
  
  “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名人画像找到了"娘家"。因为只有内心喜爱,不单纯是为了金钱的人,才会全身心地去保护这些画像。”张松柏说,东方卢浮宫给书画家搭建了一个平台,就看有没有能力上这个平台。
  
  从今往后,画师将在这里扎根
  
  “我这辈子就献身给了名人画像。”张松柏说,他只想给自己保留一点空间,毫无顾虑地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去。大多数作品都不是画一次就拿得出手的,好的题材需要不断完善。从今以后,他将扎根在这里,希望能创作出更多好作品,也欢迎其他同行前来切磋指教,让东方卢浮宫成为艺术家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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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燕赵都市报》:炭精画展——宁安社区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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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都市报讯(记者 王立坤)每年春节,宁安社区都很热闹,有扭秧歌、猜灯谜、大团拜等各种活动,物业公司已连续3年为社区居民送春联。今年春节,炭精画展览为这个社区增加了浓浓的文化味。
  
  在社区展览的炭精画出自小区居民罗雯雯之手,画上人物都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名人。罗雯雯是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专业是国画,后来听说炭精画在我国几近失传,于是她专门跑到贵州学习,她的老师是国内著名的炭精画家。“我改专业就是希望把炭精画传承下去。”作为社区志愿者,罗雯雯还免费教社区里的孩子学习写毛笔字和画画。“过去我在这里租房子,后来觉得这个文化氛围很好,就把房子买了下来,成了这里的常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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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孙府”获赠孙中山巨幅全炭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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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讯(记者 刘利)75岁高龄的美籍华人罗绍蕉先生12月14日专程奔赴广州,将其父生前为孙中山创作的一巨幅全身炭画像,捐赠给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该画像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据悉,这也是孙中山大元帅府自去年发出向民间征集文物的公告以来,收到的第一件书画赠品。
  
  据罗老先生介绍,其父罗卫群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广州维新路公园前开了一间照相店,专门从事炭画人像及摄影专业,“1924年底,孙中山大元帅府派人送来一张孙先生的照片,找家父代画一幅全身元帅服炭画像。可是画未完成孙先生就已辞世了……”其父最终完成了画像,并在临终前再三叮嘱要把画像当成传家宝代代相传,将来有机会把画像送给大元帅府。1996年罗家在移居美国前又把画作交给省收藏家协会收藏家罗铬胜先生代为保存。今年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成立97年之际,罗绍蕉先生决定将画像无偿捐赠给孙府,以实现其父生前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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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天津日报》:堪比照片的炭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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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日报(记者 朱珊珊)在石各庄镇定子务村,村民石德尧有一手画炭精画的绝技,看过他作品的人都称赞他的画比照片还“真”。日前,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走进石德尧的家,墙上挂着的两幅“照片”十分抢眼。如果不是主人指点,几乎不会有人看出这两幅“照片”竟是画作。画面上小孩儿头发上晶莹的水珠、明亮的眸子;老人飘逸蓬松的胡须、深邃的眼神,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看不出一丝雕琢的痕迹。这两幅作品就是石德尧引以为傲的炭精画。
  
  石德尧今年66岁。他18岁参军到长春,成为一名战士。当兵的几年里,石德尧结识了一位会画炭精画的老画师,就经常到老画师的家里拜访学习。久而久之,老画师被他的勤奋好学感动,将自己炭精画的手艺全部传授给他。退伍后,石德尧在家乡的美术厂当了一名美术师。从此,他一生与美术为伴,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炭精画,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画像师傅。
  
  石德尧老人告诉记者,炭精画使用炭精粉为主要材料,主要以擦、揉为主要技法,是用油画笔沾上炭精粉在纸上描绘的绘画方式。炭精画的特点是黑白分明、层次丰富、质感强烈。用炭精画出的画可以保存几百年不褪色。画炭精画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细心。一幅2尺长的炭精画就需要专心致志画上3、4天才能完成。由于炭精画这门技术只在民间流行,历来以师徒相传的方式传承,所以只被少数人所掌握。在一些正规的美术院校没有专门的课程,在市面上也很少有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随着电脑时代的到来,翻拍、扫描、电脑制作成为时尚,炭精画似乎已经成为多余的“奢侈品”。
  
  说起炭精画的传承,石德尧感慨颇深:“画炭精画需要很深的基本功底,是个吃功夫的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学习这门手艺的。我很担心炭精画这门手艺失传。如果有人愿意学习,我可以无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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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

《北方新报》:小小月份牌收藏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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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新报(记者 黄萍)所谓“月份牌”,学术名称为“月份广告画”,它隶属我国传统年画的一个分支,月份牌之叫法纯属上海人的口语称谓。月份牌是一种集月历、广告、美术于一身的年画,它在传统国画和木版年画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绘画的艺术手法,即把西方的水彩、水粉画加以利用和创新,从而成为中国年画史上异军突起的一个新品种。因其印刷精美、题材多样,而又极富有时代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份牌如今已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藏品。
  
  月份牌诞生于清道光年间,盛行于民国一二十年间。迄今发现最早的月份牌画,是清道光二十年香港屈臣氏药房发送的《屈臣氏药房》月份牌。月份牌画发展初期的题材是丰富多样的,从历史掌故,戏曲人物,民间传说,时装仕女,摩登生活无所不包。约从民国元年后,随着中外工商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月份牌的题材反趋势单一化,绝大多数则是时装美女之类,但这种广告形式,反而意想不到赢得了普通市民的钟爱有加而流行上海滩。
  
  早期从事月份牌的代表为上海土山湾画馆培养出的画师周慕桥,他所作的月份牌多取材于《三国演义》故事,如《长坂坡》、《华容道》等,当时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但他采用的画法,多是单线平涂,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擦笔画。奠定擦笔水彩技法,并用时装美女做月份牌的“第一人”是郑曼陀。郑曼陀1914年到上海张园出售仕女图时被上海大商人黄楚九看中,应黄楚九之邀画了一幅《贵妃出浴图》,他在画稿上先用炭精粉揉擦出阴影再敷色,半透明的水彩颜色下面隐约透出炭精画的擦痕,形成细腻柔润的肌肤感和立体效果,使得笔下的人物生动传神,他也因此而声名鹊起。月份牌画史上,最具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杭樨英。他仔细观察上海滩时髦女性的发式、体态、衣着,又从电影、国外画报中汲取营养,终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上海美女形象:时髦艳丽,修长丰腴,略带洋味,画作之美,影响之大,史所罕见。
  
  尽管月份牌画是由洋商从国外带来的广告发展而变异形成的,但在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上海,最终被改造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广告形式,加之采用从国外引进的彩色石印技术,印刷的月份牌画真实感强,色彩鲜艳,精致美观,别具一格,其视觉效果和经济效益大大超过传统木版年画,并将其取而代之。
  
  从1843年第一幅月份牌的面世,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长达一百多年的岁月里,月份牌以它包罗万象的内容,融绘画、书法、工艺于一体的艺术方式,给后人留下了以香港、上海、广州等为代表的大都市生活缩影的形象化史料,吸引了许多收藏家纷纷解囊,甚至连郑逸梅、鲁迅那样的大家也热衷收藏月份牌画。它已不完全是一种广告画。而是融入了文化氛围并相对独立存在的艺术品,因此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民国期间曾风行一时的月份牌,绝大多数没能留传下来,今日目所能及的有的要么品相较差,有的要么残缺不全,有的要么虫眼满布,真正值得收藏的品种全世界也不足1000种,数量超不过6000张,而这6000张月份牌还分为海外和国内两大收藏群体。其中80%以上月份牌中的精品、妙品、神品皆被海外收藏群体所珍藏。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珍藏着溥仪、黎元洪、孙中山等“政治明星”的月份牌画稿,并被该馆列为一级馆藏文物。
  
  国内收藏月份牌的风气形成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在,月份牌的价格呈日渐上扬的趋势,只要品相七成以上的,售价均在数千元以上。月份牌走俏的同时,赝品也日益猖獗。
  
  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早期的精品月份牌画稿早已价值不菲。1996年在纽约佳士德藏品拍卖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余幅广告招贴画参加竞拍,其中一张民国二十一年的《上海快车》,起拍价底达1。6万美元。近年,《沪景开彩图》拍至12万港元;周慕桥的一张月份牌以3。3万元落槌;金梅生的《柳塘绮红》拍卖成交价3。3万元,另一幅《戏水》拍至1。9万元;杭樨英的《彩楼配》被人以4。18万元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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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中新网:创造力的贫困——复制不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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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记者 袁凤梅)纽约摄影国际艺术中心馆长克里斯托福·菲利普感到惊讶:“我去参观北京一位著名画家的画室,艺术家不在那里,但我看到了一堆半成品的画作,一群看上去来自乡下的年轻女人正在往上面抹颜色。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今天中国艺术家创造力的贫困,但愿不是对汉语文化走向衰败的警示!
  
  在用黑白炭精画技法所创作的画面上,一个核心家庭的三个成员,以其雪亮的、无个性的目光顽强地凝视着我们。父母表情严肃呆板,身着中山装;孩子表情紧张而不知所措,傻乎乎地微微张着小嘴,一幅假熟而非早熟的面孔。一根象征血缘纽带的细红线,把三人连接在一起。孩子头像的灰黄色,分别以两小色块烙在父母灰色的脸上,其面对观众的右眼周围是父母的灰白色面部色块。两者形成一种艺术色彩图式的张力。这种张力,同时也体现在作品的意义或观念方面:至少,艺术家企图借助色彩图式的差异,呼唤人性的差异性与异质性。儿童在这件名为《血缘大家庭一》(1995年布面油画)中,象征着艺术家内心的一种希望渴求。他和父母一代人的同质性人格面貌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艺术图式的张力与艺术观念的张力,在我看来正是张晓刚的作品最初被当代批评界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他在主题关怀方面,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血亲伦理论题;他在图式关怀方面,敏感地把握到现代人因为生活的沉重而产生的对色彩单纯性的审美需要,在画面上层次分明地使用灰色、黑色、红色、白色。至于其中暖色调的使用,似乎给人一种未来一代前途光明的感觉。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家庭”系列里,其表现的小孩都属于另类,其目光、神情和父母之间的差异性,艺术家的希望之观念昭然若揭。张晓刚从1993年开始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经验”画展》中,“他以中国生活中常见的家庭合影或个人登记照作为素材,画了一大批木然、死寂而又俊俏、标致的人像。其形象是中性且无个性的。从衣着、发式、佩饰等均可见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痕迹。”(王林语)这个时代,同时对于今天的西方人也是最为着迷的时期。难怪一位欧洲收藏家两年前以211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张晓刚1994年的架上油画《大家族三同志》。
  
  但是,直到2005年的《父亲和女儿》,张晓刚继续创作父女俩人的上半身头像油画,十年前寻求的艺术图式与艺术意义的张力不再,沿用他习惯的灰、黑色以及象征血缘关系的细红线,再加上他们右脸庞两块红色的印痕。此间,他还将“大家庭”进行分解,将其局部的个别的头像分解表达,创作过大量只有《姐弟俩》(1999)、《失忆与记忆》(2002)、中年男子《大头像》(2006B)之类完全在观念上无新意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看见作品在技法上的简单延续。这种在把艺术技艺推向极致后的自我重复现象,大量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界不少一流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家创造力的枯竭?当然,它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判断上的难题:什么是艺术极致书写的标准?
  
  就此问题,我曾经向另一位艺术家叶永青先生提及:“你十多年来只创作了一件线描大写意作品——《小鸟》。”“因为收藏家需要。”叶永青如此回答。但是,如果艺术家只为收藏家创作,那么,如何看待艺术的创造性与艺术家的主体性问题呢?诚然,在西方像安迪·沃霍尔这样的波谱艺术家,也不断在市场上投放编有版本号的丝网印刷品。但是,对于真正的收藏家而言,基本上不会去买版本在10号以后的作品;但是,版画毕竟不同于油画。艺术复制虽然以艺术创造为起点,即任何艺术家只能复制自己实验出来的原初艺术图式,不过,复制不等于艺术,这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机械复制时代也不例外,艺术家更不能为了自己欲望的贪婪满足、雇佣民工展开流水线式的复制作业。对此,纽约摄影国际艺术中心馆长克里斯托福·菲利普感到惊讶:“我去参观北京一位著名画家的画室,艺术家不在那里,但我看到了一堆半成品的画作,一群看上去来自乡下的年轻女人正在往上面抹颜色。我感到了一丝不安。”
  
  今天中国艺术家创造力的贫困,但愿不是对汉语文化走向衰败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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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汕头特区晚报》:百岁老翁凭口述 快速画出已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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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特区晚报讯(记者 黄泽群
  
  日前,汕头文化馆举办了一场画展,画展上,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山水、动物、人像画让到场的观众连连赞叹。而更让人感到佩服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一位94岁的老人之手。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老人对绘画的热爱却丝毫不减。
  
  百岁老翁作画66载
  
  记者近日来到了市区金凤坛东侧的一间小店,一进门就看到玻璃柜台上贴满了不少人像画作和报纸的采访报道,这儿就是此次画展作品的作者——李绍明经营的画像店。李绍明看上去精神矍铄,与记者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伯。据李绍明介绍,他自小热爱美术,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自学的方式钻研画技的,读书时期他的画作就经常受到老师的嘉许。真正开始把绘画当成职业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李绍明在永泰路摆摊替人画像,1949年搬到红砖楼(金凤坛)东侧并长驻在此。从最初只是帮人画黑白的炭精画,到最后因应客人的需求再钻研油画,李绍明已经画了66个光阴了。
  
  李绍明说,众多画作中他自己最满意的一幅八仙图,是他在2004年的时候,花了20多天的时间创作完成的。图中的八仙各自拿着法宝施展法术,神态表情各异,让人称奇。除此之外,李绍明还替洪妙、姚璇秋等众多潮剧名家画过肖像。
  
  凭口述画出人像
  
  在采访中,李绍明回忆起了这样一段故事。几年前,有一位从潮阳来的年轻人想拜托李绍明画一幅画像。原来,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生前却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长大之后,他们很想知道父亲的相貌,曾经找过很多画像的人帮忙,但都无功而返。后来,年轻人听说李绍明的人物画画得很好,于是慕名赶到金凤坛这儿想碰碰运气。年轻人提供了跟父亲长得比较相像的弟弟和叔父的照片让李绍明作为参考,再根据其他亲戚的描述进行了修改。李绍明凭着联想力把画像完成后,年轻人将画拿回潮阳给左邻右舍看,结果邻居们都一致觉得画得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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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三晋都市报》:年近古稀追梦不已王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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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晋都市报(记者 冯迪
  
  他,生于五台,长于兴县。现年67岁。
  
  他没受过一天艺术专业系统培训,步入花甲时却成了一位书画家。
  
  他的“艺术人生”,令人联想到木匠画家齐白石的大器晚成。他的67年,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回顾和品味一幅大时代下小县城中,拥有大梦想的小人物,交织着无奈与奋斗的真实画卷。
  
  
  
  1944年,他出生了。生下来就没奶吃,是姥姥用玉米面糊糊喂大的。
  
  如果一定追溯他的艺术启蒙,该是小学的美术课吧。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何其幸福——语数两门主课外几乎天天都有音体美课,美术老师奢侈地有两位:一位刘老师主教画画,另一位裴老师主教手工。刘老师画什么都像,裴老师那双巧手,能用小木棍粘出精美的房子,用泥捏出栩栩如生的葫芦、鸡鸭……孩子们都入迷,而他更入迷。他比别的孩子画得更好、捏得更像。一下课,他总会缠着两位老师,他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他画狗画树,画同学玩耍,借来小人书描着画……帮大人烧火做饭,他常常一边捧本连环画看,风箱拉着拉着,锅里的汤溢了,要不就是火熄了,惹来母亲一顿责打。
  
  但若说当个画家,他是想也没想过。他不知道画家啥样儿,也没见过画家的画啥样儿。那时候的兴县县城,惟一的美术作品,也许就是年画和窗花吧。他只是爱画,想画,见什么画什么。仅此而已。
  
  
  
  上初中后,“大跃进”开始了。功课似有似无,他对画画的渴求却深了一步。偶然见到太原一家美术院校函授炭精画的招生简章,他寄去学费,得到寄来的一本教材和一盒炭精。照着教材,他开始学和练。不想,成就了他人生的第一项事业。
  
  简单说,炭精肖像就是借助专用的放大尺等简单工具,严格按照比例绘制肖像。照着一张1寸见方的照片,可以将画像放大许多倍而仍完全肖似——半个世纪前,拍照还算是件奢侈的事,并且因为技术原因,即使照相馆放大的照片也没有这样画成的清晰。他的这门手艺非常吃香。初中毕业的他在街头摆个地摊,给人“放相”,一张赚5元,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三个5元。当时做教师的父亲月工资不过30元。
  
  那时候,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进趟城照张相并不容易。他赶集赶会走乡串村,给人画像放相。村民总会围过来看,一边发出艳羡的啧啧声。凭一盒炭精,一个小马扎,他走南闯北,画到了省外。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他已在全县颇有名气。
  
  这份名气传到了县文化馆。馆里找到他,希望他参与“社、村、家”三史展览的绘制布展工作。这也许是最早的面向农村的文化宣传工作。每月45元的工资,远逊于自己放相的收入,但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单位愿用他就高兴极了,不去想什么报酬与前途。和馆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起,每天画画弄图片,至今他不知人家的来处与背景,只是埋头工作,只有“怎么画更好”的借鉴与交流。
  
  但这份工作总有说不出的不自由。每天按时上下班,画的全是展览教材的规定内容,那种沉闷,令他天性中的某种渴望窒息。
  
  直到有一天,山西大学一批学生到兴县来采风,街上,道边,到处有他们架着画架写生的身影。这批服装与神情都迥异的外来青年,以及他们笔下他从未见识过的线条与色彩,都令他兴奋、惊叹和向往。原来这个样儿才是画画!
  
  他痴痴地站在人家身边看人家画。人家不理会,他也不开口,就那么痴痴地看。一站一看就是一天。
  
  三
  
  时光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开始了。他的爷爷曾在国民党军中任师长,他家被划成“反动军阀地主”。这样的出身……但彼时的兴县还是安静的。他不过是随着许多人一起,从县里下到农村去插队。体质单薄的他种不了地。一年后他回家来补习功课,预备考高中。上了高中,他的梦是接着考大学,考美院。从太原来的那些写生青年早就走了,但他们刻在他脑子里。他想做和他们一样的人。
  
  北京有他一位亲姑姑。姑姑、姑父都是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教授。1966年春天,他头一次进北京,住在姑姑家预备考中央美院。姑姑告诉他:“不要听你爸的话早早结婚,安心考大学才有前途。”
  
  姑姑一家住了差不多半层小楼。那种木地板的高级小楼。有什么需要给学校打个电话就有人来办。在姑姑家,他亲身体会了高级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尊重与待遇:知识太重要了!它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境遇。
  
  在赴考中央美院的人流中,他分外地感到疏离:别人都背着画夹,只有他没有。他从来就没有过画夹。他真想有一个画夹!他向姑姑提出要一个画夹。“你要考上了就给你买。”
  
  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画夹。不久在天安门广场,他亲眼目睹了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等人弯着腰被批斗。没有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回到兴县,他接到了中央美院专业课通过的通知书。但“文化大革命”接着就开始了。
  
  学自然是上不成了。他也就结了婚。23岁的小伙子得养家。好在,他总是凭着灵活的头脑和闯劲儿把日子过得不错。他做过油漆工,印过红旗,在玻璃上刻画毛泽东像。他自己手工印的红袖章,一角钱一个供不应求,市场太好了。后来外地机印的袖章涌入兴县,不掉色,更抢手。腊月二十八他连夜赶到原平,给工厂的师傅塞了些钱将技术学到了手,回来接着稳定自己的市场。当时一包牡丹烟要5角钱,“县委书记也抽不起”。而他一买就是一大箱。
  
  批斗风终于刮到了兴县。安静的小县城日渐沸腾。他全家被游街。第二天他出逃了,最远逃到陕西。漂流凄惶的日子挨过了三四年。这中间他又多了谋生的本事:画炕围画儿和炕上铺的油布——用生桐油在白布上刷透了,再画上大红大绿的花朵。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油布厂。
  
  那些岁月何谈画画?但只要能关起门来无事,他还是会悄悄拿起笔,画盆花,画萝卜白菜,画酣睡着的家人的脚……他专注地观察田间地头的一只喜鹊,一只麻雀,一棵开满花的桃树……油布上那热烈的色彩,那个灰暗年代中惟一合情合理合法的热烈的色彩,似乎为日后他专攻工笔花鸟埋下了伏笔。
  
  
  
  1972年,他回兴县后当过建筑工、电工。在每个单位都因为能画几笔、字写得好而颇受看重。过年人们都央他写春联儿。这也助长了他个性中的不驯:不管走到哪儿,得我想干啥才干啥。不能受制于人。不久,脑筋灵活的他调入县食品公司当采购员。采购员能四处出差,这给了他天大的学习机会。那个年代能坐上飞机的人少之又少,他却坐过6次。当时太原飞北京机票28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他钻到家里,平心静气画了一个月,画成一幅“报春图”,这是喜鹊在杏花枝上欢啼的工笔花鸟画。他揣着自己颇为得意的处女作,到太原找到山西美术出版社,希望能将这幅报春图制成年画。出版社领导带着他找到一位美术专家,鼓励指点一番,送给他不少国画资料书籍,鼓励他回家继续精进。他则不死心,转而再去《晋阳文艺》杂志社,这幅画于是成为《晋阳文艺》那期期刊的封面。
  
  1979年,命运转了一个弯儿。谁能说清命运转弯儿会带来什么呢?这年夏天,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在兴县落户的北京人。有感于他的热心帮忙与勃勃才气与求学渴望,对方介绍他去北京找自己的父亲:知名学者黄肃秋。黄先生曾与侯宝林同关一处牛棚。看过他的画,由黄先生引荐,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带着他拜见了常任侠(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他带着常任侠的引荐信,再辗转拜会了花鸟画大师田世光、俞致贞……
  
  辗转找到田世光家已是中午。他怕打扰人家休息,便在门外空着肚子等到下午,在围墙外见到有老者在园中浇花,猜想是画家本人,这才去叩门。一问果然,便呈上自己的画求教。古人程门立雪,他是田门立阳……找到俞致贞门下,年过花甲的俞老正在案上埋头画画,停笔谦和地指点并亲自示范……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傅抱石遗作展时,他一眼认出参观者中有吴作人,连忙上前展开自己随身携带的《报春图》请大师指点。吴老严肃看过,只说了一句话:“回去写字去。”
  
  大师的点拨令35岁的他铭心刻骨。就这一句话,他回去放下画笔,开始潜心练字,一写就是30年。同时大量写生。从1979年到1990年间,他每天最少写一大幅字。其后每天写一幅字练习一幅画,习作积了两大平车。调入县政府后他没有了生存压力,更其静心沉于书画。将办公桌围起来,别人在圈外跳舞打牌,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写字。他的字已颇受好评有了身价,本人也已成为山西省书协会员,但他不足。他的梦仍是画。但他仍始终不敢也不能正式作画。“回去写字去。”这话始终在耳边萦绕。
  
  2003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觉得可以画了,在自己那张不足1平方米的画桌上,他提笔便画。一笔下去,满觉自由,豁然开朗。二十多年写生,花怎么开,叶怎么长,他已了然于胸。从此随心所欲。他追求飞动、性灵。
  
  
  
  他一向如此: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想,揣着理想和画作就去敲他认为该敲的门,或求教,或求助,头昂得高,却也听得进批评认得清现实。2003年,他带着自己的画再闯省城,此时距首次前来示画已时隔24年了。
  
  此次一闯闯到了晋宝斋。晋宝斋作价每幅底价200元,他心里不服气:自己30年的打磨不止这个价。但还是将画留下:这个阵地必须打开守住。此后,晋宝斋给他的画每年升价一格,到2010年,底价变为每幅1000元。
  
  以花甲之年,他又一次开始了闯荡书画商业市场的孤独奔波,能屈能伸,不退不缩。如今他是山西美协会员,也是全国数家书画院的签约画师。
  
  少年时的书画梦,老来才得圆。而他觉得不够,还不够。他还要充电,还要燃烧。
  
  现在他从《古文观止》开始,每天抄录一篇,写完就塞进炉子里烧了火。
  
  他来太原印自己的画册,住在陋巷中的简陋旅馆,每晚10元。在这旅馆里他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梦。“握管弄墨,诚之余中,行之余外;黑白世界,点线布白,有心而无心,有为而无为。追踪艺海数十年,不外乐问好学,学而时习。余于传统,不敢言创新,只求超越。然仅止于此,又孤陋寡闻,只恐贻笑大方。”他甘愿无怨无悔,无终无果地梦下去。
  
  王玉堂,这个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被他在作品中改为了钰棠:玉不琢不成器,是为“钰”;堂有木而葱笼,是为“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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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聊城晚报》:城市里最后的画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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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晚报(记者 梁营营
  
  在古城区内,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旧房屋,一张床、两张黑色长桌,屋内被塞得满满当当,这就是李金铎的画室,也是他的家。
  
  画室里挂满了李金铎创作的画像,齐白石、李叔同(别名:弘一法师)、吴昌硕……那种黑色留白的半身照,更像一种老照片,散发着一种久远的气息。
  
  然而,随着摄影技术和电脑绘画的普及,画像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民间画像人封笔。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去学这种费时又费工的画法。
  
  随着岁月的流逝,李金铎成了民间画像这种老技艺的孤独坚守者、城市里最后的画像人。
  
  生计:靠画像养家糊口
  
  李金铎,今年出生在东昌府区郑家镇,自幼喜欢画画。
  
  “那时候没有专门画画用的工具,我就从厨房的锅底下捡烧黑的小木块在墙上画,心里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李金铎说,那时候家里的牛、羊、鸡都是他模仿的对象,没有老师指导照样画得挺像。家里人看到他的“作品”都很惊讶,说他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画家。
  
  1960年,李金铎初中毕业考入一所中专学校,本打算读完中专早日参加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但时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乡遭受严重水灾,学校被迫解散,他就回家务了农。后来,为了有一技之长养家糊口,他专门向道口铺李培端学习炭精画像。
  
  “那时候家里农活忙,画像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很少有时间去请教老师。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时间去拜访老师,带着自己画的作品,让老师指点一下。”李金铎说,学成之后,1981年冬天,他来到光岳楼东开了一个画像摊,靠画像来养家糊口。
  
  兴衰:上世纪曾经繁华如今很少有人光顾
  
  在李金铎的画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画的玻璃画。“那时候玻璃画特别流行,谁家结婚都喜欢在玻璃或镜子上画画。后来,有人听说我画画手艺不错,就专门找来让我给他们画玻璃画。”李金铎说。但没过几年,玻璃画便不流行了,他便把精力都放在炭精画像上。
  
  “先是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人物的轮廓,再用自制的毛笔蘸取炭精粉来描绘明暗层次、质感。”李金铎介绍,画像是一个细活,人的面部轮廓画不准就不像,要掌握好五官的比例,之后还要手工一遍遍上色。要把一个人的面貌形神兼备地画出来,往往要花费一到两天的时间。
  
  提到现在的生意,李金铎告诉记者,现在上门来画像的人很少,单纯地靠画像养家糊口已经不可能了,目前他主要靠接一些手工雕刻的活来维持生计。
  
  坚守:画像作为一种艺术应该传承下去
  
  虽然炭精画像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淘汰,但李金铎认为,作为一项传统的工艺,画像有它存在的优势。
  
  比如保存时间。一般的照片保存十多年就会变样、失色,而炭精画像保存一二百年也如初画成时一样。现在,李金铎接的画单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修补照片”。老人去世了,当初拍的照片越来越变形,有人就会把已经去世的老人的照片拿给李金铎,让李金铎看着照片再画一张更加清晰、原生态的画像。李金铎说,让他修补再画的照片都有残缺,有的角没了,有的中间掉了一块,有的照片上的人像比例失调,但经过他重新画像后,画像会非常完整。为去世的人修成完美的画像,是对生者的安慰。每画成一幅,李金铎都会很欣慰。
  
  据李金铎讲,从事画像这一行业40多年来,他先后收了10多个徒弟,但最终学成的只有两人。
  
  “画像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画画的技法,如果失传了会很可惜。”李金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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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独家提供《中国炭精画世界复印资料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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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炭精画艺术

 

  您知道吗?中国炭精画艺术,起源于1896年的上海,又名“炭精画”“炭画”,属于民间美术。采用炭精粉为颜料,与西方素描相结合,使用毛笔蘸粉单色干擦。崇尚写实,细腻动人,比照片还好看,一经装框,永不褪色。作为国粹不言自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仅适合于绘制巨幅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还具有画像的实用性,广泛受到祖国各地及海外朋友的喜爱,令投资者、收藏家热捧。

 

作品欣赏


  天下炭友是一家!中国炭精画世界官方QQ群(腾讯QQ群号:330233164)欢迎加入。中国炭精画世界(CCPW)欢迎您回家!会长张智华老师微信号13098409932欢迎加为好友。各地人物画爱好者、画像从业者、收藏家,均在欢迎之列!也欢迎有志者创建“中国炭精画世界(城市)俱乐部”QQ交流群(群名统一简称:炭精画xx俱乐部)!中国炭精画世界(CCPW)长期选拔城市分部主任,为主任颁发证书,开通官网互动窗口,并为主任发放工作经费,辅导主任在所属城市发展中国炭精画艺术事业。

 

中国炭精画世界欢迎您回家

抒写心声
会长风采

 

作品欣赏

 

组长:张智华

中国炭精画艺术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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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精微,致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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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中国炭精画艺术

  致力于中国炭精画创作与教学研究的中国炭精画艺术课题组,聘请中国教育学会(CSE)会员、湖北省书画研究会(HBDPRI)会员、中国炭精画世界(CCPW)会长张智华老师出任组长。张智华老师为抢救和传承这门濒临失传的民间美术,曾于九十年代初期利用课外时间拜访国内三省六地的民间画师,还参加了贵州省毕节炭精画像馆杨君明馆长亲授的炭精画培训。后来,张智华老师除了语文教学与研究之外,为父老乡亲创作炭精画近万张,并首次提出炭精画新概念“中国炭精画”。1996年8月,《奇妙的中国炭精画艺术》内部发行。2010年4月,炭精画国际域名(tanjinghua.com)从海外回购成功。2013年7月9日,“毕节一绝”毕节炭精画创始人杨君明老馆长来到宜昌,指导中国炭精画世界(CCPW)工作,饱览美丽而神奇的三峡风光;师生真情,把杯畅饮,短短半月,意犹未尽……宜昌——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给杨君明老馆长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张智华与杨君明老馆长,燃起了“中国炭精画艺术”的熊熊火焰,照亮中国炭精画世界(CCPW)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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