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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4日

从“二我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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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轩”是杭州老字号照相馆,创建于清光绪年间。杭州西湖二我轩照相馆地点是在杭州涌金门外,“二我轩”也是杭州最早使用“电光照”技术的照相馆,专门从事着黑白人像拍摄与人物写生绘画。“二我轩”曾为孙中山等当代名人拍过肖像。1910年至1915年“二我轩”拍摄的《西湖风景》照相册,全册共贴西湖风景照片四十八幅,在南洋劝业会和美国参加巴拿马世博会上荣获金奖等。宣统二年(1910年)参加农工商部主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展览,获得了农工商部发给的金牌奖凭和都察院副都察御史加发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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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4日

《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世相百态的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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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这套贺老凭着儿时记忆和内心情愫、用毛笔生动的出来的组画,抛繁就减的舍去不必要的镜像,用单镜头把我们牵引回那尘封已久的老上海的风物人情,再用市井的文字素材为画作增添了有趣的导读,自写自画,彰显幽默。“剃头”、“扦脚”、“收旧货”、“画铅照”,这些我们或耳熟能详却已埋没在沧海桑田里的老见闻,在贺老的笔下,得以复活重生,透过画面,向我们投射来世相百态的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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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日

当代彩炭画艺术《画犬》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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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彩炭画艺术家赵成波教授的作品《忠诚卫士》和《诱惑》,令我吃惊,感慨万千,心情无限欣慰。得知他这些年来刻苦潜心研究,以“彩炭”为绘画语言,以犬为题材,创作出大量趣味艺术作品,让观者赏心悦目及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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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日

中国炭精画世界孝感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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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炭精画世界孝感俱乐部欢迎你!
  您知道吗?中国炭精画,起源于1896年的上海,俗称“画铅照”、“擦炭像”、“炭精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仅适合于制作巨幅人物、花鸟、山水画,还具有绘制人像的实用性;以“细腻动人、层次丰富、永不褪色”的最大特点广泛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与崖柏根雕、中国织锦、瓷艺等一样,令投资者、收藏家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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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日

“画铅照”、“擦炭像”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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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画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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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日

丁浩:上海美术界的前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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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生涯70载》的作者丁浩是上海美术界的老前辈,解放前曾是著名的广告画家,为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画过钞票。解放后历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领导,并参与筹建了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美术生涯70载》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是了解上海美术史的珍贵资料。
  胡若思揭秘古画造假
  在解放初,我和胡若思在上海美术界的各种活动中经常在一起。我和胡若思曾合作画过一幅《百万雄师渡长江》。他住在威海路成都路附近,我住在淮海路和合坊,相距很近。所以他常常邀请我到他家里品茗聊天。他的住所,是他父亲原来开裱画店的地方。
  在 1926年前后,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俩常把画请胡若思父亲装裱,在装裱店里见到胡若思聪明伶俐,就收他为徒弟。在这两位大画家的培育下,胡若思画艺猛进,当时被视为“神童”。解放初他的《向朱总司令献马》和工笔重彩的《桂林山水》在展览会上展出,受到一致好评。那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在筹拍戏曲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导为了要让电影布景同戏曲的服装、道具相协调,就请这位国画家和电影美工韩尚义合作,绘制出具有中国画风格的布景,效果很好。后来胡若思就被上海戏剧学院聘去,任教于舞美系。
  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美术馆曾举办过一次宋元明清画展。观众如潮,轰动一时。胡若思和我一起看画展,我们边看边谈。在3幅画在绢上的小幅宋画山水前,胡若思悄悄同我说,这是他画的,我听了大为吃惊。后来我们走到任伯年画的钟馗大幅中堂面前,他又告诉我这也是他画的。他的话使我震惊不已。从美术馆出来顺便到他家里小坐,他就对我细说端详。他告诉我那3幅画在绢上的小幅工笔山水,是他父亲裱古画时留下来的宋绢,他作画所用的古墨和石青、石绿、朱砂,都是他父亲为人裱古画时,修补画面所用剩下来的。用真的宋绢,又用古墨古色画成的“宋画”,使高明的鉴定家也难辨真伪。而那幅钟馗画则全凭他自己的笔墨功力和画人物的能力。在这幅画流传在社会上后,他就不再隐瞒,而告诉人家是他画的。然而真话人家反而不信,说画得这样好的画胡若思怎么画得出来,说他吹牛抬高自己。胡若思笑着对我说,盖在这张画上的两颗图章是我自己刻的,现在我还保留着,如有人说我吹牛,我可以给他看看这两方图章。说着他到楼上去把这两颗图章拿下来给我看。胡若思是张善孖、张大千的得意弟子,他从小跟随在两位大师身边,张大千是有名的仿造古画高手,名师出高徒,胡若思有这样的本领就不足为奇了。
  筹建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
  1959 年我刚从农村下放回来,在5月的一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人事科通知我,出版局副局长汤季宏要找我谈话。次日我去见汤局长,他同我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徐平羽,要调我去参与筹建一所美术高校。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脱口说此事我不能胜任,可否另调别的合适的同志去。汤局长说徐平羽为此事已几次来催促,你若不去,只能你自己去同他说了。第二天,我到文化局去见徐平羽局长。推门进去,他一见我就说你来了,我坐下后说自己不能胜任……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的话说,今天我们不谈此事,明天你到人事处报到后再谈。我在无法抗命的情况下第二天只能去文化局人事处报到,而我要说的话也没法说了。就这样我在徐平羽局长的直接指挥下,奔走操办筹备学校的具体工作。上海在解放前曾经有三所美术高校。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颜文樑为校长的苏州美专沪校以及新华艺专(学校时间不长就停办了)。全国解放后,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和山东大学艺术系三者合并,成为华东艺专,把校址迁到无锡(后来又迁到南京,即现在的南京艺术学院)。因此上海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就是没有美术学院。上海需要美术人员时,只能向外地美术院校去要,带来很多不便。因此,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重建一所美术高校。建立一所新学校,最大的难题是师资队伍的建立。特别在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合并为华东艺专搬到无锡去时,带走了所有的教师。而全国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又放走了不少美术人才。因此新建学校的教师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要,确是一大难题。
  幸而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关心和支持下,从上海中国画院要来了应野平、江寒汀、俞子才、郑慕康,而江寒汀又推荐他的学生乔木来学校。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要来了张隆基、曹有成。从上海美术设计公司要来了徐行、张雪父。我们又将在办画室的孟光和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耽在家里的俞云阶都请到学校来。李咏森、邵靓云夫妇也被请来学校。我们又请张充仁来担任雕塑系教师。而张充仁又推荐他的学生哈定来学校任教。那时候吴大羽自杭州来沪后,赋闲在家,经邀请也答应来油画系任教。周碧初以前曾在新华艺专任教,后来侨居印度尼西亚,这时恰巧自印尼归来,经美协沈柔坚撮合,也答应来油画系任教。
  学校决定在1960年招生开学,时间十分紧迫,徐平羽命我和涂克、张杰去杭州,到浙江美院去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并请他们支援我们的师资力量。几经商量他们给我们雕塑教师王大进、雕塑系应届毕业生徐勇良、国画系应届毕业生陈家泠和上届毕业生许力民。
  我们还从上海戏剧学院要来了工艺美术班毕业的沈福根,原来从事设计工作的陆光仪以及原在上海的雕塑家李枫也都被邀请来学校。
  1960年初,徐平羽要我去和林风眠联系,请他来任校长。我数次去南昌路他的寓所邀请,他都婉言谢绝。不久徐平羽将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沈之瑜派来兼任学校的副校长。
  学校最初的校名,定名为上海美术学院,故所设立的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工艺美术系的学制均为5年制,预科和中专为3年制。到临近招生开学前,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石西民同志提出,由于学校初办,先叫专科学校,到以后再叫学院。就这样新学校校名根据石西民的意见,定名为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但校名虽改为专科学校,而本科4个系的学制不变,仍为5年制。这是很少有的5年制的专科学校。
  快到开学了,有的课任课教师还未有着落,例如图案课的教师,原来准备请设计花布的姜书竹来担任,但当时的纺管局不肯放人,我们只能请美协的蔡振华来兼课。在缺少教师的情况下,好多课我们都请人兼课来解决,如颜文樑在苏州美专合并成华东艺专后,被安排在杭州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担任副院长。但他不常去杭州,而常住在上海,我们就请他来教色彩学和透视学。同济大学的周方白被请来兼课教艺用人体解剖学。上海博物馆的郑为来教文艺理论和美术史。上海中国画院的叶露渊来教篆刻,胡问遂来教书法。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筹备,1960年9月,在素以工作认真踏实著称的沈之瑜副校长的领导下,本科国画、油画、雕塑、工艺美术4个系、预科4个班、中专3个班(在1959年先行招生上课)就正式全面开学上课。
  杭稚英、金梅生发展了月份牌的画法
  上世纪20年代前后,在月份牌画法中,出现一种独特的画法,那就是郑曼陀所画的月份牌。他作画是把人物先用灰黑色作明暗层次打底,然后罩上水彩淡彩。这样画出来的时装美女,细腻柔和、淡雅宜人,一下子风靡上海。一时间香烟公司、保险公司、印刷厂都来订画,预约定金收到几年以后。郑曼陀的画法,秘不示人,作画时房门紧闭,不准外人入内。许多同行想学他的画法,苦于无从着手。
  解放后我作为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年画组组长,经常和金梅生等月份牌年画作者在一起,但从来没有谈及过此事。直到1981年我为了写教材,我才到成都北路117弄105号金梅生家里问他这件事当时的情况。
  金梅生告诉我:那时候他和杭稚英在商务印书馆刚从练习生学好后,留下来在广告部工作。在业余时间两人都在为印刷厂画稿子,有时也画月份牌。因此他们两人对郑曼陀的画法也想知道。为此他们向熟识的印刷厂借到郑曼陀所画的原稿,两人一起分析研究,认定这层灰黑色底子,决不是用淡墨水一层一层渲染出来的,而是用炭精粉擦出来的。
  当时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在福州路河南路转角上。楼下是门市部楼上是办公室。金梅生、杭稚英两人就是在楼上工作的。在河南路朝西是山东路(又名望平街),望平街是上海有名的画铅照集中地。自福州路向北到汉口路这段望平街上,画铅照的一个接一个,都是租一间沿街的装有大玻璃窗的房子,画铅照的坐在那里用炭精粉在画铅照。金杭两人为了要学会擦炭精的技术,在中午休息时赶到望平街,看画铅照的怎样用擦笔蘸着炭精粉画铅照。他们两人白天去看晚上自己练,没有几天他们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毕竟绘画基本功好,他们擦出来的比画铅照的层次更丰富。
  金梅生将新掌握的擦笔技术,和水彩画结合起来画了一张月份牌,拿去给印刷厂老板看,老板看了大喜,要金梅生以后就用这种画法为他们厂画月份牌。
  杭稚英和金梅生受郑曼陀的启发,两人一起探索钻研新的画法,而其成果已超越了郑曼陀。特别他们两位并不保密,且公诸同行,把整个月份牌画向前推进了一步。
  杭稚英事业心强有远见,他并不就此停留止步。他看到事业的发展前途,就离开商务印书馆,并把同事金雪尘也拉了出来,组织了“稚英画室”。杭稚英还培养出李慕白,后来以杭、金、李三人为核心的“稚英画室”在上世纪20——30年代在商业广告画上创造了一段辉煌的业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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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日

吴蓬:得精神者心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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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者,精气也。”论及某种事物之魂,必要深入其精神。近日,书画家吴蓬的自传体小说《芥子园画魂》付梓出版,这部小说以《芥子园画谱》为主线,记录了一位青年在20世纪的社会动荡与发展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国画梦。魂,又是表达“我”的另一种方式。在吴蓬的世界里,只要不离开画画,一切皆可随遇而安。几十年漂泊的生活,让他不断与画画发生联系,汲取了各种技能应用于创作之中,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吴蓬来说,漂泊的是身,安定的是心。
  《芥子园画谱》,生命中的红线
  《芥子园画谱》,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施惠画坛三百余年,育出代代名家,可谓功德无限。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或以此书为启蒙读物,或把它作为进修范本。《芥子园画谱》最早的王概本在康熙年间问世,第二代巢勋本诞生于光绪年间,21世纪初又有了“吴蓬本”。无比戏剧性的是,这三位作者都出生在嘉兴的同一个地方,相距方圆不过300米。可以说,冥冥之中,吴蓬与《芥子园画谱》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机缘,引领着他在复杂的人生际遇里坚持从容作画,朝着画画这条路一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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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日

彩妆素描练习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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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彩妆的步骤较多,要经过很多次练习,一般有人会画彩妆的素描练习图。你想看看是怎样的吗?

彩妆素描练习图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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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8日

父亲杭稚英:民国第一月份牌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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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样子。
  那是下午4点多的光景,放学回家,家里已经乱作一团。
  父亲躺在床上,脸朝床里,好像睡得很沉,还打着呼噜。我躲在母亲身后,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懵懂无知。
  屋子里还站着父亲的三个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西医。三个人压低声音,和母亲、祖父叮嘱些什么。我还是听见了这一句,“要是大小便失禁了,那便是情况不好了。”
  父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老老少少,一共有40几个人。
  当晚,他就去世了,死于脑溢血,一个字都没留给我们。
  第二天,上海的报纸都登出文章,报道父亲的死讯。有一家报纸做的标题是,《杭稚英身后萧条》。
  杭稚英,我的父亲,解放前上海滩最著名的月份牌画家之一,那年才47岁,正是英年。
  13岁考上了商务印书馆。在绘画这件事上,祖师爷赏饭吃,父亲是有灵性和天赋的。
  西方人认为“13”不吉利,13却是父亲的幸运数字。
  父亲生于1901年,海宁盐官人,从小聪慧过人,上海话讲起来,脑子邪气(非常)活络。
  祖父很开明,没送他去读私塾,而是上了“达材学校”,不光念四书五经,也读些数理化。要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祖父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
  祖父杭卓英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厂长的中文秘书,一表人才,蓄小胡子,每天出门遛马,遛着遛着,兴致一上来,居然可以站到马背上去。他的古文功底一流,书法很不错,还组建过诗社。写了很多好诗,可惜都被年幼的小弟弟折纸飞机掼光了。
  商务印书馆要招练习生,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祖父想到了儿子杭稚英。
  当时父亲13岁。
  商务印书馆设有裱画部——那时,祖父已经离开海宁,举家住在上海了,父亲放学回来,总是直奔裱画部,那时他已经对画画这件事入迷了。
  一回家,他就把刚才看到的画面凭记忆临摹下来,临摹得像模像样。祖父颇为得意。
  祖父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推荐了这个13岁的孩子,很顺利。父亲不到弱冠之年,就成了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的实习生。
  父亲进了图画部当学徒,有三个老师,一个德国老师,一个教中国画的老师,叫何逸梅,还有一个教西画的老师。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但用来印刷的铅字,是德国人创造发明的,德文字,形状特别花哨,邪气有装饰性。德国老师主要教设计,他的课,父亲获益匪浅,父亲日后成为一个出色的月份牌画家,或者说成为中国平面、装潢设计的第一代领军人物,最初的启蒙,就来自这个德国教师。
  三年学徒,父亲的表现出类拔萃,那是祖师爷赏饭给他吃。
  父亲才思敏捷,服务期的第二年,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那年他才18岁。
  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规矩,实习生三年期满,成绩优秀,就把你派到门市部去服务四年。父亲到了门市部,一下子就接触到大量的客户。
  当时,商务印书馆承接的印刷量已经很大,都是类似香烟广告、电池广告的印刷业务。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国外来的广告很多。父亲对新鲜的东西特别敏感。有一次,来了个客户,将信将疑,要这个小伙子当场画出“白象牌”电池。
  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
  父亲平时就有积累,对他来说,这是小菜一碟的事。
  “白象牌”电池是个很老的牌子,商标是一只胖胖的小象,像一个顽皮的婴儿。这个商标一直沿用到今天。画稿交出去的时候,客户眼睛一亮,据说父亲不但惟妙惟肖地画出了这头小象,还把象鼻子画得卷曲上翘,神态很淘气。
  对父亲来说,这不仅是一张画稿,还是他做成的第一笔业务——那个客户决定把“白象牌”电池的广告印刷交给商务印书馆了。
  当时,包装广告作为上海滩涌现的一个新兴的行业,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并不十分明确。他们往往对产品没什么成熟的构想,全靠实习生当场绘出图样草稿。
  父亲才思敏捷,出手快,又善于揣摩客户的心态,为商务印书馆争取到大量客户。
  服务期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那年他才18岁。
  四年后,父亲决定离开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
  月份牌前辈画家郑曼陀有秘不示人的技艺,父亲靠敏锐的洞察力,成功“偷艺”。
  父亲很重情义,办起自己的“工作室”后,只是单纯地替人画画稿,挣稿费。遇到印刷环节,依旧把大量业务介绍到商务印书馆。
  当时,大多数画家都运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方式绘制月份牌广告,笔触细腻,但缺少活力。
  而著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却另有一绝。他能把人的皮肤画得跟真的一样,雪白粉嫩,吹弹得破。
  郑曼陀在杭州的照相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有人去世了,家人就拿着死者的相片,去照相馆找画师,把死者的照片按比例放大,做成遗像。
  坊间有这么种说法,说郑曼陀是“画死人”出名的,可能就是夸赞他这种出色的技法。他的上色技术是非常厉害的,自成一家。
  但郑曼陀先生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连茶房送水,他都很谨慎,会停笔不画。很多人想偷拳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父亲也曾多次登门求教,郑曼陀对父亲很客气,但每每说到要害处,郑先生就“顾左右而言他”了。
  郑师母也十分配合,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画画的工具,一样都不会落下。
  但是,百密终有一疏。
  终于有一次,在郑曼陀家的茶几上,放着一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细密的粉末,发出幽暗的紫光。父亲眼尖,偷偷留意了一下,发现是炭精粉。
  炭精粉那时候是照相馆用来修版用的,上海话叫“擦铅照”。父亲不动声色,回家后,拿炭精粉试验了好几次,终于,那种逼真的效果出现了。
  原来,郑先生的“秘密武器”就是它。
  父亲把自己的新作品拿给郑曼陀过目,郑曼陀脸色微微一变,但依旧很沉得住气。他拿着父亲的画,和夫人一起走进里面的房间,半天才出来,用苏州话淡淡地对父亲说,“倷(你)画得不错,蛮好,蛮好。”再没多说什么。
  炭精粉究竟起到了什么有如神助的作用?这神秘的紫光,保证了擦笔画打好的画稿色调偏冷,再罩上水彩画颜色,冷暖相宜,画面不脏、不暗,效果奇好。
  月份牌上的美女服饰,几乎成了当时上海名媛佳丽的流行风向标。外乡女人也效仿。
  艺术家都期望自己的作品,在问世的那一瞬间,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睛。用上海话说,叫做“弹眼落睛”。
  父亲时刻在动脑筋,让中国的月份牌画看上去有更出色的视觉效果。
  他去看电影,当时全部是无声电影,就是默片,只有“华纳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电影是彩色的,非常生动,在父亲看来,就有一种“弹眼落睛”的冲击力。
  他就天天往电影院跑,看美国动画电影的色彩运用。
  他还从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四川绵竹的灶王爷画中学习用色的方法,敢于用那种很鲜艳的染料。
  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那种桃红柳绿的染料,显然是绵薄的中国宣纸所承载不动的,父亲又折腾开了,开始托人去国外买进口的印刷纸。
  画室的运作越来越完善,杭稚英的名声愈发响亮了。
  画室的房子是租来的,在山西路海宁路口,一套三进的天井房子,原来据说是前清一个官员的大宅,后来由几个资本家联合买下来,变成江浙皖丝茧公会。三进中国式院落,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很气派。
  房子的结构很奇特,一半西式,一半中式。父亲租了那里四分之三的房子,一共有40个房间,家里有七八个佣人,还有专门的“梳头姨娘”,用刨花水刷头发,用棉纱线刮脸。一起开饭,要坐满5桌人。
  家里有地毯、摇椅、沙发,装了4门电话,十分洋派。
  对那幢大房子,我最深的印象是,各种各样进口的期刊,从《life》、《Esquires》到数不清的服装设计杂志,全是父亲从国外订购的,家里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外国图书馆!
  父亲不懂外语,但那些原版的期刊,让他始终走在时尚前沿。
  父亲有一部很潮的脚踏车,那时候,脚踏车是非常稀奇的舶来品。他会打高尔夫,有一张作品,是两个卷发旗袍女子在打高尔夫,到今天看来,也觉得时髦、新鲜。
  他还有一台照相机,是德国的“劳斯莱斯”,方形,双镜头反光,他曾经用这个相机,以孤山边上的西泠印社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
  这么时尚,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旗袍开衩的高低,旗袍领口的宽窄,露多少面积的胳膊,露多少脖子,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是藤蔓还是团锦,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
  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商家们越发来劲了,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
  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有800银元的收入,远远高于洋行买办、高级白领。
  父亲十分讲究仪表,他的衣服,布料都从“信大祥”买,他做西装,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记得父亲有件衬衫,袖口做得十分考究,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这种细节,父亲从来不肯马虎。
  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
  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那几年,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
  李慕白和金雪尘,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李慕白擅长油画,对印象派很有研究,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尤其擅长画景。
  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常常是一张白纸上,李慕白先画人物,画到八成,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同人物先后呼应,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润色,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
  今天看,就带点儿“工作室”的雏形了。
  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出品就比较快了,一年能画80多张。
  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厉害),有800银元的收入。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
  依父亲的收入,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当时,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黄金荣、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已经算是阔佬级别。但父亲没有买汽车,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用来出行,他其实相当节俭。
  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40几号人,每天要开伙,有点“孟尝君,食客三千”的味道。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都住在我家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画室实行按劳分配,很公平。
  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经常在一起踢足球,办家庭舞会,父亲觉得,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他就非常不安心。
  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
  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现在叫“与时俱进”。
  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人工打气的,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用来调匀色调。佣人给他打气,扑哧扑哧打足了,父亲喷上一阵子,气没了,佣人再打。
  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所以,画的色调特别柔和。
  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又叫“马头纸”,肌理细腻,纸基坚实,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
  父亲也不保密,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都会告诉别人。
  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有亲和力,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
  那年头,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像婚姻,这是铁定的规矩。有个国画家,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国画家大怒,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两人彻底闹僵。
  父亲不是这样的。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白鹅画室”去深造。
  李慕白学成后,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他说,我生是杭家的人,死是杭家的鬼。
  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抗战爆发后,他跑到香港去了,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一时有“香港杭稚英”之称。父亲知道后,也并不介意。
  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港漂”何逸梅又回到上海,父亲照样接纳他,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
  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
  黄金荣60大寿那年,要父亲给他画像。
  上海滩上,但凡有人要开店,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这样,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
  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因为他一脸麻子,画出来也不美。要是美化他了,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又像拍他马屁一样。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
  父亲对来人说,我不会画男人,只会画女人。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
  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画日本和服美女。
  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带来了20根金条,一根10两重,等于是二百两黄金。
  父亲有自己的节气,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那个军官带兵来的,都是关东军。
  他有气管炎的毛病,平常咳得重一点,痰里会有鲜血。那天,父亲拼命咳拼命咳,咳得手发颤,手帕里都是血,一副病态。他和日本军官说,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
  日本人也没办法,他们也不硬来,就扬长而去了。
  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这样一来,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只能借钱度日。
  母亲去买“户口米”,是要编号和排队的,那点米,40几口人怎么够吃。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他们卖米,还卖点番薯杂粮。
  这么时尚,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旗袍开衩的高低,旗袍领口的宽窄,露多少面积的胳膊,露多少脖子,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是藤蔓还是团锦,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
  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商家们越发来劲了,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
  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有800银元的收入,远远高于洋行买办、高级白领。
  父亲十分讲究仪表,他的衣服,布料都从“信大祥”买,他做西装,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记得父亲有件衬衫,袖口做得十分考究,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这种细节,父亲从来不肯马虎。
  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
  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那几年,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
  李慕白和金雪尘,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李慕白擅长油画,对印象派很有研究,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尤其擅长画景。
  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常常是一张白纸上,李慕白先画人物,画到八成,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同人物先后呼应,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润色,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
  今天看,就带点儿“工作室”的雏形了。
  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出品就比较快了,一年能画80多张。
  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厉害),有800银元的收入。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
  依父亲的收入,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当时,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黄金荣、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已经算是阔佬级别。但父亲没有买汽车,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用来出行,他其实相当节俭。
  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40几号人,每天要开伙,有点“孟尝君,食客三千”的味道。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都住在我家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画室实行按劳分配,很公平。
  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经常在一起踢足球,办家庭舞会,父亲觉得,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他就非常不安心。
  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
  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现在叫“与时俱进”。
  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人工打气的,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用来调匀色调。佣人给他打气,扑哧扑哧打足了,父亲喷上一阵子,气没了,佣人再打。
  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所以,画的色调特别柔和。
  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又叫“马头纸”,肌理细腻,纸基坚实,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
  父亲也不保密,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都会告诉别人。
  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有亲和力,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
  那年头,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像婚姻,这是铁定的规矩。有个国画家,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国画家大怒,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两人彻底闹僵。
  父亲不是这样的。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白鹅画室”去深造。
  李慕白学成后,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他说,我生是杭家的人,死是杭家的鬼。
  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抗战爆发后,他跑到香港去了,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一时有“香港杭稚英”之称。父亲知道后,也并不介意。
  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港漂”何逸梅又回到上海,父亲照样接纳他,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
  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
  黄金荣60大寿那年,要父亲给他画像。
  上海滩上,但凡有人要开店,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这样,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
  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因为他一脸麻子,画出来也不美。要是美化他了,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又像拍他马屁一样。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
  父亲对来人说,我不会画男人,只会画女人。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
  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画日本和服美女。
  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带来了20根金条,一根10两重,等于是二百两黄金。
  父亲有自己的节气,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那个军官带兵来的,都是关东军。
  他有气管炎的毛病,平常咳得重一点,痰里会有鲜血。那天,父亲拼命咳拼命咳,咳得手发颤,手帕里都是血,一副病态。他和日本军官说,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
  日本人也没办法,他们也不硬来,就扬长而去了。
  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这样一来,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只能借钱度日。
  母亲去买“户口米”,是要编号和排队的,那点米,40几口人怎么够吃。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他们卖米,还卖点番薯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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