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04日

首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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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1年11月成立，年仅25岁的邓发担任了首任局长。2001年6月，公安部在江西瑞金隆重举行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
　　死里逃生铸就传奇
　　邓发原名邓元钊，1906年3月出生于广东云浮的一个贫穷家庭。邓发只接受过初小教育，15岁时就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后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工运领袖。1925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他革命经验丰富，临危不乱，多次死里逃生，故事的传奇性不亚于中央特科的领导人顾顺章。“四一二”清党中，广州军警到处搜捕邓发。他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自己却在烧毁文件后才从窗口逃走。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还以为他是位画家。广州起义失败后，邓发跑到其四叔公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又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些到邓莲彩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不到半小时，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一堆“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5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在这个时候要出门危险性很大。为了躲避敌人，邓发就叫在省公安局包伙食的哥哥赶紧回公安局的饭堂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举着“风灯”顺利转移。可是进屋不久，就听到隔壁敌人搜查的声音，邓发灵机一动：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机智地脱了险。
　　1928年2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当时在车站、码头敌人搜查得最厉害。为了避过敌人的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戴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在家乡隐蔽时，他还写了有关广州起义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色中华》上。
　　首级被悬赏五万元
　　1930年冬，邓发调往福建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建立了由广东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但身为闽西最高领导人的邓发，也错误领导了肃反“社会民主党”事件，造成大批冤案。闽西“社会民主党”案件，直到1983年才告平反。
　　1931年7月，邓发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19日，经过大会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的前身，是1931年夏在中央苏区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曾由王稼祥兼任处长。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

在保卫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兼任，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1932年增设了红军工作部和白区工作部。邓发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其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红军各部队和苏区各级保卫局的负责人，有许多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门的元老。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但此期间，政治保卫局也出现了错误执行肃反扩大化路线、滥杀冤杀的严重问题。如当时在供给部工作、还是“红小鬼”、解放后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就因“反围剿”失败撤退中的所谓要“保密”问题，差点被邓发处决。何方在《何方谈史忆人》一书中回忆道，一次毛泽东来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场，毛特意问她的意见，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七大上，邓发果然由于被代表提出“追责”问题而落选中央委员。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1月中共成立陕甘宁边区，为特区保卫处所取代。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党委派已赴苏联的邓发回国，赴新疆协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云工作，后被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在新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但为盛世才所忌，于1939年9月调回延安。邓发临行前还和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一道研究了有关工作，告诫陈潭秋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在1942年后“变脸”，证明了邓发的远见。
　　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1945年，邓发当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朱学范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4月8日，邓发、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等同志在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机上还有4名美军驾驶人员。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哀悼称：“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中共的晋绥公安总局参加了事件处理，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称，从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但也提出，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这就为事件留下了问号。据秦邦宪之子秦铁回忆，1956年，叶挺之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原文如此，不知何物）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最终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几位烈士的子女包括邓发之子邓北生一起进行了核实，但却找不到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此人。“四八空难”应该还是场意外。
　　建国后，为纪念邓发，邓发的云浮故居被列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邓发故居附近还建起了“邓发小学”和“邓发纪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