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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2日

《羊城晚报》:清明将至许多人又去光顾大新路瓷相店


分类:画之声 | 超过 人围观

羊城晚报(记者 鲁陆)
  
  “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吟咏五代张泌这首《江城子》时,广州老城区大新路又忙开了。
  
  珍奇多聚大新街
  
  一位姓田的外省籍少妇乘辆面包车,目光向路两旁搜索,来广州10年了,她才第一次到这条大新路,一眼瞥见一家“瓷相店”,欣喜地叫停了车子。
  
  拿出父母各一张遗照,她向店主说,希望清明前把“合照”的瓷相赶出来。其实,父亲去世已十多年,母亲才走3个月,一生没有合照过。这回,想做四套瓷相让亲属保留。交了600元之后她终于满意地离去了,广州同事的介绍没有错。
  
  制作瓷相已有八九十年历史的大新路长1106米,明朝时称山茶巷,专售山货茶叶,后越来越旺,商铺鳞次栉比,招牌光怪陆离。当时流传一个故事:何巩道、叶符甥舅俩为比记性,来到大新街打赌“记诵各铺招牌名号,自街口至街尾,默识背写”,不相上下,舅舅突出奇招,居然把各店门联也背诵如流,于是胜出(何大佐《揽屑》)。当年大新街之兴旺可见一斑。清代之后,这儿渐渐集中象牙雕刻、珠宝玉器、乐器狮鼓等行业,“珍奇多聚大新街,翡翠明珠次第排”(清·《广州杂咏》),顺便插一句,当年朱光市长多次来到这里察看象牙制品,甚至考虑找一只特大象牙,刻一个29层的象牙球送给毛主席,但后来没有找到而作罢。
  
  到民初,一种流传至今的新行当出现了——画瓷相。
  
  画一张炭相二百两银子
  
  瓷相是把人像(照片)画(复印)在瓷片上烧制而成的,有不褪色、不变质的效果,人们爱把先人遗照制成瓷相以便永久纪念。虽然其中工艺并不复杂,却与西洋画技法的炭相传入广州有关。
  
  据老画家吴子复回忆,辛亥革命之前,广州没有人画西洋画,西风东渐之后,尤其是一批在日本的留学生回广州后,办起一些美术培训班、美术学校之后,才“给了广州人以一种西洋画的正确的姿容”。一部分人开起“写真馆”,主要画炭粉肖像,称为“写实画家”,其实靠一把放大尺,从照片把人的尊容轮廓放在纸上,然后一手拿放大镜对照片,一手拿蘸着炭粉的毛笔在画纸上涂光暗,画出来真有那么回事,比传统国画的人像逼真,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但那时是高级消费品,动辄一二百两银子。后来,人们不满足黑白两色,又按水彩画月份牌的办法,用中国传统笔墨加色添彩画肖像,但那种“画家”没学过人体解剖,画起那些花枝招展的病态美人,既没有立体感,更谈不上生气,有如平板的剪纸。
  
  尽管如此,这种行业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对于上了年纪的人。
  
  自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摄影术传到沿海城市,1846年香港有了摄影店,随后传入广州。辛亥革命之前,士大夫们是不愿照相的,传说“影相机”是洋人“收魂摄魄”的怪匣,一旦被摄,会“失魂落魄”,一命呜呼。也有人认为,照相机底板上的人的映像头朝下脚朝天,照一回相倒楣一次,因此对摄影说“不”。相当一个时期,仍是钟情于画像,有人贪图虚荣,穿上官袍请画工画全身像挂在堂中炫耀,光绪时特别流行。据说西关乞王陈起凤亦如此炮制过,以至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真的入了仕途。而那些来不及画相的人咽了气之后,家人请画师来,揭开殓布着着实实看几眼,把脸上特征牢记于心,回去慢慢细描,遂成“喜神”。当时画活人称之为“小照”,画死人称之为“影像”(后来照相馆把两者结合成“照像馆”)。
  
  当炭相兴起后,怕照相的观念奇特地得以改变,尤其老人。人老之后,有钱人即朝衣朝冠,摄出袍褂整齐如见大宾,手里拿半启折扇的半身相悬挂室内,留作身后放在出殡队伍中的“真亭”(专门放死者照片的“纸亭”),丧事办完则放在家中“神位”,代替“神主牌”。而另一些人先拍张小照片,去世后家人会把遗照请人绘成大张的炭相用作办丧事。
  
  画炭相这行从艺术角度来说,多属于工匠所为,故地位不高。1921年10月,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办“西洋画展”,先在今北京南太平沙筹备处设立送展作品审查处,其中规定,凡炭相一律剔除,结果把一位官太太得罪了。她在闲得无聊时“精心炮制”的“画作”被扫地出门,气愤难平,于是带了两个士兵到筹备处对评审喊打喊杀,大有“拉人封屋”之势。幸而这次美展的头头由省长杨永泰兼任,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
  
  上不了大堂,生意还是要做,广州一批画炭相的流动画师手提画夹,放几张“范本”,走街串巷兜生意,讲妥价钱,把顾客照片带回炭相行,画好后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广州生活过的许多名人,康有为、张之洞都在西关画过炭相。然而,炭相毕竟画在纸上,日久褪色,也经不起风吹雨打,更怕蟑螂老鼠,瓷相不可避免地诞生了。
  
  景德镇师傅来了
  
  大新路为何瓷相行能独树一帜,父子相传、至今还在大新路开店的年近花甲的朱肇煌师傅介绍,这与一批早年到广州的江西人有关。这一说法也得到原大新路瓷相店“莫与京画室”的老板、年近古稀的莫师傅的证实。莫师傅父亲早年在十八甫经营瓷器店,请了景德镇的技工前来自绘自烧。原来,康熙时景德镇陶瓷艺人杨快、曹琨率先来广州,当时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杨曹二人成了近代广州瓷绘业的“祖师”,后来更引来大批江西师傅。广彩业每年农历八月初四还举行“师傅诞”纪念他们,这一习俗解放后才中止。江西师傅所在瓷器上描龙绘凤的手工娴熟,进而得知他们亦能绘人物肖像。聪明的广州人利用他们的技艺,自己出资开起瓷相店。当时大新街手工艺产品商铺集中,客人终日川流不息,于是一家、两家、三家……相继建起了十多家,成为大新街一景。1932年,市政当局扩建马路,大新街变成大新路。随着摄影普及,干脆把照片直接印在瓷碟上烧,那工艺并不复杂:在瓷片上涂上重铬酸铵(或钾)作感光剂,其余工序与晒相无异,但它多了一道“烧制”,家备电热烤箱,加热至摄氏800度以上,视瓷片多少,长者烘4—5小时,短者二三十分钟,然后让其自然冷却,永不褪色的瓷相就做好了。
  
  每年清明前后、春节前后,瓷相店生意特别兴旺。春节前后多人办喜事,旧俗中男女双方进入“文定”、“大礼”时,男方要把聘礼放在祖宗神位之前,迎亲中还有系列“谒祖”程式,为求吉利,一些人家会把家中神位整饰一新———取下神主牌换上瓷相。办丧事设灵堂,更离不开瓷相,家中中堂方案前搭屏门,左右各有一名纸扎的“笑口童子”,一持“西方接引”、一持“极乐世界”的素幡,正中就是死者遗像,于是,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在先人面前磕头作揖。
  
  大新路在民国时期几十年,逐步浮现出几家出名的瓷相店———“肖像”、“英明”、“莫与京画室”、“唯妙”、“美的”。抗战前,国画大师黄幻吾、黄幻鸟兄弟在大新路开办“幻吾画社”招收学生,可见大新路画相风气之盛。解放后,公私合营,瓷相店一度归入市服务局管理。广州几家大的殡仪馆———“别有天”,“粤光”以及后来合并成的广州殡仪馆等均与瓷相店挂钩,作为服务项目之一,要画遗像的,殡仪馆与瓷相店接洽,于是,有了专门的业务渠道。朱师傅记得,接画古大存同志的遗像,他加倍精心,画了两三天,而平常画一张有一天就可以了。莫师傅说,银河公墓的瓷像画过多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瓷相沉浮见风云
  
  当然,零散炭相瓷相生意常年都有,为展示实力,每间店一定在门口陈列本店作品。解放前,除画些美女外,也画当朝武将做招牌,全副戎装,肩佩丝穗,满胸勋章,以表现骁勇之威武。据莫先生回忆,解放后情况有了改变,武将少画了,多是画艺术明星肖像,白燕、夏梦、赵丹、白杨等,还有那张由广东籍的新华社记者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更作为“经典之作”,丝丝皱纹,缕缕胡须清晰可辨,成为每家炭瓷相店必挂的作品。到60年代前期,受了外来摄影作品的影响,开始有人画外国摄影名作,如月色下斑驳的树影,穿着雨衣穿行雨中,那隐约的水影,变幻的光斑,非常能显示绘者把握光线的技巧。莫先生记得这样一件事,有次店门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通过陪同的翻译得知是驻穗的外交人员,对几张外国题材的炭相爱不释手,立意购下。莫先生为难了,这些“招牌货”工夫多几倍,只能作为陈列,若按其本来价值必贵几倍,会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无奈只好婉拒。没想到老外不罢休,拿出相机将炭相一张一张拍下,才满足地离去。从60年代中期起,社会革命气氛逐渐升温,三学(大庆、大寨、解放军)运动如火如荼,瓷相店的陈列又“与时共进”,换成雷锋、向秀丽等英雄人物。当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汹涌而来时,大新路也掀起了波澜,莫说玉器象牙雕那么多花鸟鱼虫,“才子佳人”,炭相瓷相更是乌七八糟,穿西装的“媚外”,戴瓜皮帽的是“黄世仁”,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先生还记得,那天来了一班红卫兵冲入店门,不由分说见瓷相就大发“造反派的脾气”,一时间,乒乒乓乓,呕心沥血一件件作品全变成一地白碎花,连最得意的那张穿着大元帅服的孙中山先生像亦难幸免,真令他欲哭无泪。而莫师傅却耍了一点“花招”,红卫兵到店门时眼傻了,展览台上一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连雷锋、向秀丽也暂时收起了。下不了手,红卫兵也不善甘休,逐张炭相、瓷相审看,在小将们的“金睛火眼”审视下,终于发现了“重大问题”———原来一张“毛泽东写毛笔字”的炭相的一角中,竟然多了一个莫先生自己的署名,罪该万死!于是立即封铺,贴满了大字报……终于,大新路炭相店土崩瓦解了,所有小店全部被勒令集中成立“大新联合画相店”,下放街道劳动服务公司管理。
  
  十年浩劫,一场恶梦。当我们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情况发生大变化,再无人干涉画这画那了,红白喜事,循例随俗,生活的自由度加大,炭相、瓷相生意不但趋于正常,应用范围还有所发展。台山附城镇一位旅美的老华侨,走不动了,寄回乡一大笔钱建学校,镇里为表彰他的功迹,特地来省城大新路为他制了一幅12英寸的瓷相挂在学校供师生瞻仰,这类事情在侨乡并不少见。
  
  然而,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显得十分稀罕的照相,如今大大改观了,相机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上膜、过塑等长久保存相片的技术日臻完善,所以,画炭相、制瓷相这一行业不可避免地式微了。大新路如今只剩三两间维持着,老字号“肖像”瓷相店也随起大流,改作卖鞋了。象牙雕刻店因保护野生动物,失去象牙资源,更是后继无人。瓷相这行业会不会被淘汰呢?朱先生笑了笑,我也承认生意会越来越难做,但它不会消失,如今长寿路、文昌路、人民路等,零零星星还都分布着。因为人们还有需要,如立墓碑还只有镶嵌瓷相,才经得起日晒雨淋,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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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2日

《羊城晚报》:炭精画小店"盛景"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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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讯(记者 常思雯)东莞振华路老街,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狭长的街道一眼是望不尽的,信步于老街,沿路有很多照相馆和画相馆,大多历史悠久,成为老街独特的风景。时光流逝,这个东莞曾经的商贸聚集地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有一位炭精画师傅的小店位于老街深处,仅几平方米但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炭精画,令路过小店的人不禁驻足停留。今年是杨师傅入行的第20个年头,提起心爱的炭精画,他的心头五味杂陈。
  
  “见过炭精画,老外来找我”
  
  一个放大镜,一盒炭精粉,毛笔数支再加上一张素描纸,这是杨师傅作画时的全部“行头”。他告诉记者,从事炭精画之前,他是个素描好手,1988年在下乡的日子里一本画册走天涯,村民们搬着凳子、伸长脖子排队等着被杨师傅画。1990年杨师傅自学炭精画,将小店开在了振华路老街,一住就是20年。
  
  在画相馆的墙壁上,一幅幅人物像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有彩色的,更多的是黑白的。杨师傅称,这些都是模拟相片画出来的。记者拿着照片和炭精画仔细对比,虽然照片和画相上的人物几乎一模一样,但再看,后者感觉更舒服、更柔和。杨师傅很得意,称这就是炭精画的精妙之处。炭精画保存时间之长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杨师傅说一般顾客拿来的相片至少都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相片发黄退色,而炭精画只要保护妥当,100年都不会变样。
  
  在杨师傅的众多顾客中,也有对于炭精画艺术很钟爱的国际友人,他们中有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等来东莞旅游或者洽谈公事的外国人。“老外见到炭精画都很惊讶,我虽然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很多见过炭精画的老外过不久都会拿着自己或者朋友的相片来找我,要我作画。有的老外很可爱,还会跟我讲价钱。”
  
  “以前数十人,就剩我坚持”
  
  据杨师傅介绍,炭精画本是一项民间艺术活,在清朝时非常流行。现在的炭精画主要用于还原、放大旧照片和人物特写。在他的印象中,1993年到2000年东莞还很盛行炭精画,在当时拿着相片找杨师傅画画的人络绎不绝,一张五寸的炭精画都能卖上百来块钱,大一些的画相卖到上千元都有。但随着数码时代的来临,人们已更多地依赖电脑保存相片,炭精画事业也由此走向衰落。“现在很多人图方便,都用电脑扫描照片,生意没以前好做了,以前一天可以接几单生意,现在可能几天才有一单,身边的一些炭精画师傅也收摊改行了,现在就剩下我坚持这份事业。”在杨师傅的印象中,炭精画盛行的上世纪90年代东莞从事炭精画行业的师傅有数十个,现在在东莞应该不超过五个。
  
  杨师傅最近很清闲,手头上刚接的活也快做完了。每天,他都早早地到铺子里,稍作收拾,就坐在那把椅子上,左手拿放大镜,右手执笔开始一天的活计。他说现在生意平淡,就可以更加专心地作画,这样不被打扰的日子简单又快乐。杨师傅曾经收过几个徒弟,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杨师傅希望有一天能够遇到和他同样对炭精画热忱的年轻人,让这门手艺一直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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