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于集村“巧手大姐”邓淑梅家中，临近2017年，邓淑梅正在绘制列宁的炭精画。
    年近五旬的她在1996年的时候偶然接触到炭精画，为了更深入研究这门民间工艺，她还专程去四川学习。

学习对象
　　年龄在8岁以上的炭精画爱好者，学过一年以上绘画，地区不限。
　　入班条件
　　业余时间充足，勤奋爱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1年11月成立，年仅25岁的邓发担任了首任局长。2001年6月，公安部在江西瑞金隆重举行政治保卫局旧址揭幕仪式，时任公安部长贾春旺在讲话中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人民公安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
　　死里逃生铸就传奇
　　邓发原名邓元钊，1906年3月出生于广东云浮的一个贫穷家庭。邓发只接受过初小教育，15岁时就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旅店、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勤杂工，后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工运领袖。1925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他革命经验丰富，临危不乱，多次死里逃生，故事的传奇性不亚于中央特科的领导人顾顺章。“四一二”清党中，广州军警到处搜捕邓发。他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自己却在烧毁文件后才从窗口逃走。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还以为他是位画家。广州起义失败后，邓发跑到其四叔公家里，敌人尾追很急。他一进屋就吩咐：“现在敌人四处搜查，不要怕，敌人还未看到我进来，只要镇定就没事。”他叫堂姑邓莲彩给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来，又叫四叔婆找出几张旧药方纸，又把痰盂里的脏水倒了些到邓莲彩床边，盖上一些炉灰，装成“病人”呕吐过的样子。接着，他自己就躺到邓莲彩的床上装起病来。不到半小时，反动军警就搜查到了。邓发十分镇定，装成病得很痛苦的样子。一个敌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当发现床前一堆“呕吐”的脏物，加上看见这个“病人”不像装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赶快退出了房间，到别处搜查去了。到了傍晚，为了安全起见，邓发的哥哥把他从牌坊巷5号转移到自己的家里。在这个时候要出门危险性很大。为了躲避敌人，邓发就叫在省公安局包伙食的哥哥赶紧回公安局的饭堂取来一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大“风灯”，举着“风灯”顺利转移。可是进屋不久，就听到隔壁敌人搜查的声音，邓发灵机一动：把那盏印有公安局字样的“风灯”挂到门头上，把大门打开，兄弟二人在门边站着，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里搜查的样子。就这样，敌人搜查到门前一看挂着“风灯”，以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里搜查，便跑到别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关头，邓发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机智地脱了险。
　　1928年2月，邓发又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回云浮要乘船上西江，而当时在车站、码头敌人搜查得最厉害。为了避过敌人的搜查，邓发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相”技艺，化装成画“炭相”的人，带着“炭相”的工具和自己过去画的几幅“炭相”（现有两幅存云浮烈士馆），戴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在码头避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顺利地回到了老家云浮。在家乡隐蔽时，他还写了有关广州起义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色中华》上。
　　首级被悬赏五万元
　　1930年冬，邓发调往福建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建立了由广东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但身为闽西最高领导人的邓发，也错误领导了肃反“社会民主党”事件，造成大批冤案。闽西“社会民主党”案件，直到1983年才告平反。
　　1931年7月，邓发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19日，经过大会选举，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的前身，是1931年夏在中央苏区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曾由王稼祥兼任处长。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

今天是我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海南各地举行了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统工艺”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在海口主会场，年龄最长的非遗文化传承者，要数现年84岁的琼海椰胡制作技艺第4代传人王仕国。一般制作一把椰胡，费时不到10小时，但王仕国要花上5天，为的就是音律准确，音色动听，现在海南省剧团演奏用的椰胡，都出自王仕国之手，他制作的椰胡，还卖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炭画，使用木炭、碳精条等材料绘制作品的绘画方式。而炭精画是使用炭精粉为主要材料，主要以擦、揉为主要技法的绘画方式；一直流行于中国民间。一家三代，70余年，一份职业，一种操守，一项古老的技艺——炭画。水巷口、钟楼在一张张画纸中显现出来，让我们走进韩翠琼老人的生活，感受《老街炭画》无穷魅力。

一间古色古香的茶馆里，两位年轻人身穿长衫，表演起了相声，他们时而嬉笑怒骂，时而哀怨抹泪，说唱功夫了得，“笑果”明显。伴随着沁人心脾的茶香，台下茶客不仅丰富了味蕾，还被传统文化浸润着……这样的场景，本周日将出现在湖城衣裳街区馆驿河头边，随着这家附带传统表演项目的茶楼开门迎客，湖州人从此又多了一处文化客厅。

昨日，记者来到这个名为“百坦茶楼”的场所，发现茶楼整体设计沿袭中式古典风格，空间设计讲究“礼制”，中国古典元素的饰物在整个茶室中充分体现。比如所有桌椅、板凳均选用传统木质定制家具，镂空雕花，配备红木小件，仿若置身于儒雅文化氛围，感受到淡雅的东方神韵。茶楼中央醒目的舞台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位姓潘的负责人介绍，茶楼每月安排不少于6场文艺类助兴表演，除特殊表演活动外，表演时间均安排在晚间，每场约1.5小时至2个小时。每月6场表演中固定2场为相声专场， 1场为曲艺魔术外，其余3场表演形式包含海派脱口秀、单口说历史、中式民谣、评书等。值得一提的是，演艺人员均有较高水准，以相声专场为例，邀请的是“湖口笑声”团队，其是湖州本土发芽的相声社团，由一群湖州名嘴组建，两年来已举办相声专场10余场，单项演出50多次，广受观众好评。

炭相源于清朝，在中国民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顾名思义，即是用画笔沾着炭粉一笔一笔勾画出个人形象的一种艺术形式。传统手绘的炭相不反光，质感细腻，在不受潮、没虫蛀的情况下，可保存100年不褪色。正因为这个特点，在近代广府地区，炭相主要用于保存故人的音容笑貌，成为后世追忆亲人的精神归属。早些年的广州大新路曾是炭相瓷相一条街，但今天只剩寥寥少数还在继续经营，其中六旬老艺人朱肇荣的“美的”相馆就是其中之一。
　　手绘炭相完美再现故人容颜
　　在各种五金店和布料店林立的广州大新路，朱肇荣师傅的“美的”相馆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处外间仅4平方米的铺面摆放着各式炭相和瓷相，以黑白两色为主，在周围的纷繁色彩中显得别有一番沉静。
　　“这些炭相、瓷相都出自我手。”朱肇荣将手绘炭相与数码冲印照片并排悬挂在一起，对两者的优劣娓娓道来：“同样是放在玻璃镜框里，灯光照射下手绘炭相不反光，局部明暗对比分明，立体感强，放100年也不褪色；而现在的数码冲印成本低，速度快，但长时间保存容易变色，照片表面会发蓝。”
　　在采访期间，陆续有顾客带着故人照片上门，有的照片很小，仅仅一寸，朱肇荣问清尺寸要求后，会将照片扫描并放大，打印出来，对照着在炭化纸上进行手绘。“其实说白了就是工笔画法，只不过作画原料是炭精粉。”朱肇荣解释说，如今的美术学院也有工笔课程，但极少有人画工笔人物画，每根头发丝都得一遍遍细细加工。
　　由于炭精粉不像水彩颜料那么好上色，朱肇荣在打好草稿后，需要用毛笔蘸取炭精粉，在纸上一遍遍地刷扫，几十分钟后才缓慢勾勒出人物的大致轮廓。
　　有人想为几十年前的故人晒相，但现存的照片已经泛黄、残缺，这种情况数码冲印很难办到，但如果是手绘炭相就没问题。朱肇荣说：“我可以根据经验，加上咨询顾客，帮忙补上残缺的部分，最终让顾客觉得非常像，满意为止。”同样的，对没有保存故人照片的后代来说，对朱肇荣详细讲述故人的面貌特征，他也可以通过多次修改，完整呈现出顾客想要的模样，这叫“追像”。
　　十五岁就开始独立接单
　　朱肇荣是广州本地人，他的相馆是从父亲手里继承的，算起来已经营了七十多年。老一辈手艺人典型的家庭式传承方式有个好处，即能够在实践经验中千锤百炼。从小到大，朱肇荣没有接受过任何美术训练，全凭观察模仿父亲画画的手艺，再慢慢自己摸索。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些炭相老师傅可以根据旧照片，在纸上打出九宫格，按比例直接下笔画。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晒相技术传入内地，无论顾客拿来的是照片还是胶卷底片，朱肇荣都能直接放大到要求的尺寸，这样对照着画，精确度也能提高不少。
　　“从十五岁开始，我就单独接单了。”朱肇荣坦言，那时候会画炭相是一门手艺，可以养家糊口。自己家的招牌在大新路的几家相馆中还算比较响亮，虽是少年工匠，生意也不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一个月工资大概二三十元，一张炭相卖几毛钱，瓷相会贵一点，卖到一两块钱。
　　改革开放后，瓷相逐渐变得多彩起来，因此消费对象也不再局限，有人愿意为自己制作精美瓷相留念。但总体来看，无论是瓷相还是炭相，定做的人依然越来越少。朱肇荣无奈地说：“现在需求少了，画炭相专用的炭精粉也变难买了。”
　　可惜手艺无人继承
　　朱肇荣回忆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广东乡下地区的客人都会闻名来到省城，找到“美的”相馆，要求制作炭相瓷相。那时乡下祖屋、祠堂数量多，照例需要挂祖先像，潮汕地区的客人喜欢16寸的炭相大照片，还有一些梅县地区，茂名、湛江的客人，也有客人是外出经商，回家探亲时经过广州，想着顺便带一两幅炭相回去的。
　　随着每年清明节到来，朱肇荣的炭相生意会稍微好转，但暂时繁盛的背后掩盖不了行业的落寞。朱肇荣表示，在数码照的冲击下，炭相已日渐式微，如今来做炭画像的人并不多，年轻人更少，主要还是回头客，有时候整整一个月也没几单生意。
　　炭相的实际功能已逐渐减弱，如果将它作为艺术品，能否挽救这种衰颓的局面？朱肇荣表示，起码在广府地区，这个可能性不强。“在广东地区却行不通，本地人几乎都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才会拿着老人生前的照片来做遗像，这种风俗习惯很难改变。”
　　如今，朱肇荣没有再收徒，朱家的手绘炭相手艺面临失传。“有点可惜，但也没办法，传承的事只能顺其自然。现在儿子也在电脑软件方面帮我操作，在保留手绘炭相的同时，尽量减轻工作量。”朱肇荣说。

这座一江两岸的城市拥有672375人,生生死死逐日上演。跨江大桥之上散落在地的破旧摩托车,北江边上偶尔被人发现的浮尸,医院内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据统计,清城区2015年死亡3829人,平均每天火化遗体11具,多时接近20具。

画遗像的姐妹:24年画像一万多幅
　　南门街巷子内,挂着写有“画像”二字的炭画,这是谭小琼的档口。谭小琼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在此摆摊24年,这些年来,每人每年约画300幅画像,共画像7200幅,两人共画11400多幅,其中遗像占据80%。
　　她们离悲伤很近,重现逝去之人的容颜,留住在世之人的回忆。
　　来画像的多数为老人
　　上个月中旬,一位身材高大、打扮得体、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四川老人来清远参加婚宴,闲逛时看到“画像”的档口,便想着给他的父母画张像。因为老人要赶路,凭着一张年代久远的大合照,姐妹俩合力,花了一天,把两个老人的合照画完。经过几次修改,老人把照片发给身在海南的侄子,确认“神似”后,又让她多画一张,给侄子寄去。
　　父母的形象重现,老人很是感激。末了,还请谭小琼吃饭。这令她印象深刻:这是第一个请她吃饭的顾客。
　　像四川老人一样,为父母“补张照片”的老人不在少数,“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寻求心灵的慰藉。”
　　来让她们画像最多的还是老人。也有老人特意在画像后面加句留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老人感叹,年轻时打拼没有报答父母,只能现在缅怀一下。
　　也有凭借后代模样为亲人画像。中年男人要为抗日烈士的爷爷画相,家中只有他最像爷爷,于是将自己照片作为参考。
　　“有不少老人没有照片,或照片掉色、模糊不清。只能靠他们的孩子描述,或者找到最像他的人照片参考。”潭小琼说,只能从描述中理解,也要多番拼凑、修改。
　　见证那些生与死的故事
　　画像本是谭小琼父亲的爱好,长大后跟随父亲学习,成为姐妹俩的谋生之道。20多年来,帮各种人画像,也留住过一场场生命的记忆。
　　一名70多岁的妇女,拿着老公年轻时的照片,请求画合影。谭小琼便把妇女处理得年轻一些,画中男人画得年长一些。对于要画合影的,谭小琼还是会多嘴提醒一句,“还是建议在生的和过世的分开画再拼在一起,或者再画一张单人照。”
　　画遗像的除了老人,还有意外死亡的小孩子。谭小琼说,最小画过7岁的小孩,这样年轻的孩子有三个。一个是车祸死亡、两个是溺死的,照片多由帮忙处理后事的亲友带来,只有这样身份的人过来,跟谭小琼聊上两句,她才会知道背后的故事。
　　她也极少过问像中之人的事情。“不问死亡,不问缘由,只管画画。”有一些顾客看到画照片流眼泪,遇到一些心情特别沉重的顾客,更是不敢多言。
　　曾经遇到过伤心至极的老妇来给两个儿子画像,谭小琼只开口问了一句“这是你的儿子吗?”老妇便大哭起来。不会安慰人的谭小琼手足无措,幸亏旁人不停安慰,她才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一个尚未结婚,一个儿子6岁,或因病、意外而去世,老人独自一人带着孙子过活。
　　年轻人找“代笔”
　　也有60多岁两夫妻为自己准备遗像,她也不问原因。大多数人提的要求是画得慈祥、包容一些。如果露齿严重的、皱纹多,还会美化修饰一下。遇到赶时间的,两姐妹合力,快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完工一幅。
　　除了老人、名人,谭小琼画的还有一些娱乐明星。一些学美术的小男生,想送给自己喜欢的女生,功力不够,就来找到谭小琼“代笔”,还嘱咐“不要画得像遗照哦。”所以她的手机上保存着画过的TFBOY、花千骨的画像,还有年轻小女孩的画像,画完,便给小男生寄过去。
　　虽然现在的影印技术已经很先进,但谭小琼认为,炭画这样的民间艺术更具有艺术感和时代感。她说,炭画最大的优点是长时间不褪色,保管得好越放越好看。“炭画保存时间长,人工操作,比起冲印技术,无论是成像还是保存都更胜一筹。”
　　“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放炭相在家里,一般放在祠堂或旧房子。”因此生意比以前差了些。谭小琼回忆道,八十年代时,南门街不少人作画,形成“三足鼎立”的画面。而如今只剩下她和妹妹在作画了。
　　面对生老病死的众多“人像”,看到年轻人的遗像她也会感到惋惜,谭小琼感悟:人是按一个个算的,并不是按年轻算的,身体健康就最重要。

“通过回顾和欣赏上世纪曾风行一时、于普通百姓家居和大街小巷墙头随处可见的‘张贴美术’——包括商业月份牌海报、年画、宣传画等——来反思我们的社会，回顾我们现代文化一些现象的缘起和由来，并且思考儿童世界背后的时代观念和成年人的价值理念对其的影响。”听上去就很吸引。
　　上午10点，记者叩开王宇清先生的门。
　　王宇清，前媒体人，近现代月份牌广告画、新中国年画和宣传画研究与收藏者。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
　　年画中有胖娃娃，也有清秀宝宝
　　记者：您这个关注点挺独到。
　　王宇清：我实际上意在从儿童的角度谈时代，儿童跟重大事件是有关联的。
　　我的收藏主要是“张贴美术”。这是我提出的概念，就是贴在墙上的年画、月份牌、宣传画、海报这类，每个画种有交集又稍微有点不同，于是总体提出一个词叫“张贴美术”，因为都得张贴嘛。
　　我的藏品从新文化时期始，最早的是1915年（民国四年），太古车糖公司出的一张贺年广告，很漂亮。正好到现在时间跨度是100年。
　　记者：里面有孩子吗？
　　王宇清：有，是随大人游园的儿童。这种其实也算年画了。
　　记者：一般人听“年画”，容易联想到的是杨柳青那些胖娃娃、胖鱼，不知道还有这么清秀的。
　　王宇清：新文化时期的年画主要是两个源头：一个是商业源头，民国时期上海、天津以及东北大城市都有的商业美术，就是“月份牌”；另一个，政治源头，就是从延安那个系来的，由抗战以后根据地那种木版年画发展而来的新年画。这两条脉络到1950年“新年画运动”时就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11月，沈雁冰他们向上面打报告，毛还有周都批了，搞了一个“新年画运动”。运动大概持续了三四年，等于是对美术界一个整编。各种画家、各个画种，无论是油画的、版画的、国画的，一律都画这个年画。
　　记者：那像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什么的，那算漫画了。不在您这个系列里吧？
　　王宇清：三毛不算。张乐平漫画特点比较明显，但他的画我的收藏里也有，新年画运动里他也画《娃娃唱奇迹》，“玉蜀黍三尺七，娃娃把它当马骑”；“做跷跷板的大豆荚，当小船的西瓜皮。”
　　记者：民国丰子恺画里那种儿童，涉及吗？
　　王宇清：丰子恺的漫画都属于小画幅的，做插图什么的。出的集子也是小幅的，而我收藏的是贴在墙上的。
　　记者：大致明白了。
　　王宇清：我是慢慢从收藏当中，发现儿童很有意思。儿童是中国年画中重要的一类题材，它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传统上的“童子”；一个是从佛教，“花生”，就是“莲花儿”。这样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胖娃娃”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各个年画产地都有胖娃娃这种画。
　　记者：一般都寓意一种祝福或祈望吧？
　　王宇清：对。中国人对孩子，一直都有比如“早生贵子”这种祝福的文化传统，这是民间对题材的一种喜好。新年画必须跟民间趣味达成一种结合。
　　民国张贴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
　　记者：大家印象里，民国时期月份牌画都是《良友》杂志那种美女。
　　王宇清：我收藏的民国张贴画中，妇女儿童也是一块。比如说女士和童子、母亲和儿女，抱着小孩，或者被一群小孩簇拥这种的。早期它肯定是作为广告出现，形象代言嘛。后来独立出来了，有纯欣赏性、纯装饰性家居的那种。
　　在这种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希望的一面，多用那种比较写实的炭精擦笔画法——用炭精粉先擦出轮廓体积，然后再用水彩罩染、铺色，出来那种柔和、光润的效果，特别适合表现女士和儿童。
　　像这一张，是上海那种比较富足家庭的小孩过元宵节，旁边牌楼上写着“幸福之门”。阳光活泼、运动范儿的小男孩，穿西式的摩登童装，也有穿中山装式的、穿海魂衫的，穿小皮鞋，带宠物小狗。这是民国儿童形象的一个完型，就是民国的理想儿童是这样子的。小孩经常是大人愿望的投射。
　　记者：这种画风到延安怕不太合适了吧?听说那边因为画材所致，大家都改画木刻了。那些画里的儿童会是什么样？儿童团？王二小？
　　王宇清：也有。解放区、根据地那个时期的作品，相关题材有儿童团，还有儿童劳军这种。然后还有娃娃戏——由娃娃来演绎大人政治上这种题材，或者其他一些模拟大人的戏，类似过去京剧里娃娃来演大人那种戏码。
　　记者：这个懂，现在春晚不老有吗？一堆小包公什么的。
　　王宇清：对，类似这样。还有像娃娃做游戏公审蒋介石、打美帝，用娃娃来演绎这种大人题材。这是从木版画那个系统来的，重大题材，政治性的。
　　这种画法到了建国后，就用于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人，表现的都是生活类的题材，或者说用歌颂新生活的方式来跟新时代结合。
　　记者：都是“歌颂系”？
　　王宇清：也有些“儿童政治学”，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我有一幅画，一群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小孩在搭积木，搭的是一个大楼，还有小孩推着一个小车要开向大楼，它叫《快乐大家庭》。其实这就是大的一个政治——“民族团结”，用娃娃做游戏的方式来表现大的主题。
　　还有一个“儿童经济学”。比如大跃进，儿童画里也有反映。儿童在做游戏，搭的是“跃进门”，搭大烟囱，还有玩具车上搭着一个车那么大的萝卜。这我称之为“儿童经济学”，就是用儿童去对经济上的“成就”进行呼应。
　　这都相当有时代性，它是和时代紧密结合的，时间性非常强，和当时政治的动向、主题，经济的动向、主题，包括社会上一些新的发展，都是紧密联系的。
　　男孩都拿小飞机，那时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
　　王宇清：那种纯粹表现儿童生活的也有。像儿童做游戏，捉迷藏、老鹰捉小鸡，那时候的童子戏，都是很好的画，画得很漂亮、祥和、温暖。像
　　这幅，儿童在滑滑梯，这木马真是用木头做的，你看那个时候的摩天轮。
　　记者：那会儿就有摩天轮？
　　王宇清：有啊，这不画就证实了这个事吗？这就会让我们对历史的刻板认识改变。这画的是上海，1953年的版，摩天轮那时候就有了，不过是老摩天轮，人力的。
　　记者：有意思。感觉民国那会儿的年画还比较多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新中国就越来越多对农村生活的表现。是不是后来的城市生活比较单一？
　　王宇清：也有。
　　记者：就是工厂什么的吧？
　　王宇清：对。不多。对生活本身的描述少了，都是在工作、在建设。看这幅《新中国儿童乐园》，已经是新中国了，可上面的孩子看着还是好“民国”。这就是画家把月份牌的那种画法带到新中国了，正逐渐地被改造。
　　时代的演进从很多画的细节里能看出来。比如讲座里我要谈到的——“从孩子围着大人转”到“大人围着孩子转”的时代。你看民国这个，三个孩子围着大人；50年代的，一群孩子围着大人，五个孩子，当时一家五个孩子是标配。
　　记者：画里孩子们手里的玩具有意思，男孩都拿小飞机。
　　王宇清：那时候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你看这幅，小男孩拿着飞机，小女孩在打玩具电话，背景有鸽子，当时最有名的顺口溜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是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的写照。
　　这一幅，从题目就直接出来，《和平与幸福》。男孩身上穿着小海魂衫，那时候孩子想当海军，想当解放军，女孩儿呢拿着一个苹果，这是一个平衡。既是画面的平衡，也是意识形态的平衡。苹果是象征和平、平安。
　　那些画里其实都挺有看头。
　　记者：新年画里很少出现小动物，尤其宠物。
　　王宇清：民国时期的经常会有。新中国也有，我收的年画里也有比如玩具啊、小动物啊，但是越往近越没有。
　　记者：出现鸽子也是用来寓意和平的，就像小女孩手中的苹果。而不是作为生活内容存在的。
　　王宇清：也有。只不过还是那个特点，越往近越没有了。
　　50年代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王宇清：1954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建国五周年，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这幅《谁的成绩好》，你看，有画中画，画得相当讲究。这是蒋兆和画的。蒋兆和民国就很有名了，《流民图》就是他画的，而且他有一个弟子现在很有名，范曾。
　　记者：哦，这么大家后来也画这类的画？
　　王宇清：也画。当时就没有画别的画的，唯一画的就是年画，大家用各自方式全在画年画，这就是刚才说到的1950年新年画运动。说新年画意义非凡就在于——从1950年到1953年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里，它这个阶段是“官窑”。有专门的出版社，专门做年画出版。它是专门的一块儿，所有的画家都在画这个，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画家，包括李可染、蒋兆和。之后他们才又各归各的行，比如画油画的回去画油画。其中还包括大量民国过来的画家，比如李慕白，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月份牌画家，画小孩、女士画得特别棒。这幅《慰问最可爱的人》就是他画的。
　　记者：嗯，看这些女孩子的裙子。有人就说现在青春片为什么拍不好看，都穿那种校服能好看才怪。
　　王宇清：是。你看这些好像是比较朴素，但是它有变化，通过裙子有变化。
　　这个是动物保护题材。《不要捉蝌蚪》，也是1953、1954年的画。那时候孩子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我父辈那一代小时候还有儿童自己管理的水电站，在北海，是儿童自己管理的。他们还做实验，搞野外的生物考察。
　　记者：对，那会儿好像什么都有小孩的。哈尔滨还有个儿童铁路。
　　王宇清：对，4公里的，公园绕一圈。
　　这是《我也爱劳动》，孩子穿小工装裤，修小板凳。这是那时候的教育方式，身教。现在是大人不干的事儿让小孩儿干，大人本身违反规则，却让小孩儿去遵守。
　　这张画是1958年的，孩子的玩具是当年的一些建设模型，轮船、坦克。这也是大人对他们的期许，但孩子也爱玩这游戏。孩子不爱玩你也没法让他接受，他是跟你互动的。小孩特别爱模仿大人，为什么这些能上画？就是他们在模仿大人。这些还都是表现儿童生活的。后来这种就没有了。
　　记者：这张开始“打美帝”，一个雪人也要搞成美帝，一群孩子在打这个美帝。
　　王宇清：这时候已经是60年代，政治气氛已经比较浓了。雷锋出现了，1963年毛主席给雷锋题词。解放军越来越成为儿童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离战争时代还不远，而且周围也是“列强环伺”，跟印度还打过一场战争，所以和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
　　这张是70年代的。不是赖宁，这会儿还没有赖宁呢。这讲的是阶级斗争、抓特务。这是《牢记阶级仇，永远干革命》，也是70年代，从这个服装，还有红小兵的臂标可以看出来。红小兵是70年代的。70年代初是戴这个标的。后来这标没有了，就只有红领巾了。
　　记者：画面越来越满，里面的孩子看上去越来越丑。
　　王宇清：首先这时候的年画，很多已经不再是美术大家来画了，越来越多一般画师的作品。
　　另外画面为什么满？早期很多画都有比较写实的场景。到60年代，很多场景就取消了，或者场景更多只是做一个环境；再之后70年代的，就算有场景，也变得更加概念化。比如说一幅画里边，它有很多不同季节的，甚至是不同时空，它给集中在一幅画里。
　　写实，是客观的一种呈现，相对来说更尊重现实。而一个更加政治化的东西，与它对应的就是权力在重新安排。为什么50年代写实更多？那个时候还尊重很多客观的、传统的或者说现实的东西，到“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更为意识形态化，意在通过一些观念去组合，进行支配，重新安排。这是不一样的。
　　记者：所以，画里面是孩子，但其实真的应该大人们都来看一看。
　　王宇清：嗯。这是我提供的一个角度。

1、毛笔：

毛笔就用大楷羊毫。根据炭精画作画特点，大楷羊毫在使用前要加工。加工方法是：用合成胶水（文化用品），先将笔毛根部表面薄薄涂糊一层，等胶水干后，再按此法重复加涂三次，目的是把笔毛根部箍紧，使其不易散开。

涂胶应按毛笔编序留出长短不同的笔锋：1号留出0.4厘米；2号留出0.7厘米；3号留出1厘米；4号留出1.3厘米；5号留出1.6厘米。待胶水完全干后，还要将5号笔的笔尖用清水泡开并晒干，才能使用。

画匠，顾名思义也是一种匠人。唐代文学家、诗人韩偓在《格卑》诗中就有“入意云山输画匠，动人风月羡琴僧”描绘画匠的一句诗。而《水浒传》五十八回中也提到“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见一个画匠……”的内容，说明画匠在中国民间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

画匠，在桐庐民间匠人中算是一种有身份的人，虽称不上什么“大家”，但也是一门很吃香的行当。因为，画匠毕竟与其它匠人不一样，肚子里多少也喝过几滴墨水的，在人们心目中，是当作有文化层次的人来看待。再说炭精粉肖像画是一个以写实为主的画派，其主要的欣赏群体是一些没有受过专业绘画教育的人群，因为形态逼真，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与接受，所以深受民间的喜爱。

入冬的一天，得知邱金亮老师正在创作他的又一幅炭精画新作——《广济桥》。关于广济桥题材的画作，我们并不少见，但炭精画的广济桥，的确新鲜，我们决定去拜访邱金亮老师一探究竟。

炭精画，对于多数潮州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我也是。于是我在出发前先百度一下。炭精画，是中国炭精画的俗称，也叫“炭画”、“炭像”，是中国民间美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仅适合于制作巨幅人物、花鸟、山水画，还具有绘制人像的实用性；以“细腻动人、层次丰富、永不褪色”的最大特点广泛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更令收藏家们热捧。